导读
《剑走偏锋》系列博文和Fish的大部分博文一样，是长年搜集绘画资料时的副产品。原来早在2011年只想照着网上自己喜爱的《中国火炮传奇》风格写一篇《中国枪械传奇》，结果误打误撞反而变成了一个抗日纪念小品文系列。该系列由Fish于2016年在新浪博客上发表，当时算是对“九一八”事变85周年的纪念。现在因为坚持不用手机，身为新浪用户无法登陆，原有文章也无权维护，旧博客早已是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了。又因为已经决定在2023年开写《纳粹秘辛》这个大型新博文系列。查资料时读到本文第一章关于德国驳壳枪的那部分，一时犹豫是否要提取出来使用。再三考虑后还是留在《剑走偏锋》这里好了。毕竟让驳壳枪变废为宝的是咱中国人，它的浴火重生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啊。此外不知为何《Fish的博客2》开办后阅读纪录持续偏低，很多Fish自认为是心血之作的博文阅读记录竟然只有两位数。更不要说读者留言了（现有的两个全是东南亚文广告）。也罢，Fish就把这篇旧文字重整之后权当探路尖兵重装上阵，希望新老读者都能喜欢！又及：再次发表前Fish抱病对本系列的文字图片进行过校对修正。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尊重并谢绝转载！
大型油画：历史瞬间 — 侵华日军投降
第一章：●军械篇■
号称“太阳帝国”的日本和中国是战场上的老对手。远的不说，甲午战争，中国清王朝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在黄海上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紧接下来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发扬狂热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国土地上击败了了貌似强大的沙皇俄国军队。在不断战胜的刺激之下，尝到甜头的日本政府开始把战争当成了医治资源贫乏，国力微弱的灵丹妙药，积极扩军备战。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至1929年到1931年间，日本经济跌到了萧条的谷底。日本政府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自身的资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迅速把眼光瞄准了中国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日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早在2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政客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新首相犬养毅希望能借助天皇圣谕来抑制军部，谋求与中国直接谈判，结果触犯了军队。1932年5月，犬养首相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军部在政府内部极端主义者的支持下控制了日本。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卢沟桥响起。中日八年血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来Fish只是打算在2014年“九一八”之际写一篇纪念抗战的短文，谁知道加拿大这边突然网路不畅，文章写好后连续十几天都无法发表到博客上去。趁周末有空（天阴下雨无法画画）干脆钻进故纸堆里，再找材料，重新又冒出灵感，接着添砖加瓦….. 结果就好像北极熊滚雪球 — 貌似越变越多了。废话少说，言归正传。抗日战争虽然早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它的追忆反思将是永远的。仅在此组织编辑了一些于此有关的小故事，以飨读者。中国有句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借用到军事范围内，实际上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文言文版。让我们随意选择抗日战争时期的几种著名武器装备，作为故事的开始部分。
1. 刺刀与大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阵子，中国人出国留学成风，一衣带水的日本更是很多莘莘学子的向往之地。记得杂志上报导过这么一件事，当时很多中国人在日本使馆前面排长队等候办理签证，记不得是因为名额有限，还是日方突然改变了政策，反正这伙人当中的大部分被告知不再办理签证，可以回去了。中国人觉得被日本人耍弄了，自发聚集在使馆门前抗议，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一类的抗日歌曲。本来在老一辈人眼里出国去学做汉奸的中国人，摇身一变，学起了抗日英雄，真是绝佳的讽刺。有人就说了，身为古代冷兵器的大刀，抗战那会儿哪能是日本人新式兵器的对手呢？这歌词也太假了点。其实拿大刀砍日本鬼子还真有其事。日本帝国既然要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扩军备战在所难免。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狠下苦功。除了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之外，根据以前日俄战争时的经验教训，日军对拼刺刀十分重视。为了在近身肉搏当中抢占上风，日方特地设计了全新的30式军刺。这种刺刀极为锋利，在二战时总产量高达620万把，在中国内地，一直到文革时期，很多街头流氓打群架还在拿它当刀剑使用。光是刺刀本身就长达0.53米，加上当时装备1.2米长的38式步枪，全部总长度超过1.5米，为当时世界上同类枪械之最，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长矛。要知道当时日本军人的平均身高才不过1.56米，所以才有下面这张插图里面人和枪一样高的怪异场面。当时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别的国家拥有这种肉搏装备。以中国为例，国产的“汉阳造”步枪就是能装上30型刺刀，也没有这种效果。加上日军训练严格，兵员素质也普遍比当时还靠在乡下抓壮丁补充的中国军队来得好，纯粹拼刺刀的话，中国方面可谓占尽下风。
日宣传画夸大刺刀对大刀的威力
在实战当中情况其实恰恰相反
可你还别说，日本人聪明，中国人也不笨。日本的关东军在和国民党的西北军对阵的时候，就匪夷所思地撞到了克星 — 大刀队。西北军（29军）是临时并入东北军序列参加抗战的杂牌军，其他装备落后，大刀片子却几乎人手一把。在中国传统武术大师的指点之下，练出了一套专门对付日式刺杀的刀法。说是刀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两招：面对日军的正面直刺，中国士兵先用刀背对着敌人，刀锋冲着自己。在对面刺刀捅来的一瞬间，用大刀的刀背猛磕日军刺刀，大刀本身重量超过2公斤，加上两手持刀，这一磕的力量绝对可以使得刺刀偏离原来的方向，搞不好都会给磕飞掉。这个时候大刀已经抡起，刀锋正对着日军，再顺势砍下去，敌手立刻人头落地。这两招讲究一个快字，一磕一砍，只能花一两秒钟完成。就算日本兵素质再好，要躲都来不及，可谓必死无疑。实战中，越是简单的打法越是有效。喜峰口罗文峪一役，白刃战打了一个多小时，日军伤亡两千多人，阵亡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很多就做了西北军战士的刀下亡魂。当时日军为了对付中国的大刀打法，甚至发明了一种铁围脖，说白了就是把铁片折成半圆，用铆钉固定在头盔上，戴上钢盔的时候垂下来护住后颈部，希望可以挡住西北军的大刀片子。可惜这东西实战效果不佳，连日本人自己后来都放弃使用了。当然，日本兵不可能傻到次次都和中国人拼刺刀。大刀虽然真的曾经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之初，在整个华北战场上，日军还是胜多败少。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
2. 驳壳枪趣闻
抗日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在侵华日军眼里，除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其它什么地方军、义勇军、土八路等等全都是不值一提的乌合之众。至于游击战，更是那些熟读《孙子兵法》的帝国军人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可是残酷的事实很快就摆在“大日本皇军”眼前：国难当头，迫使中国人把他们的战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抗日统一战线的武器库里，除了梭镖大刀、红缨枪、“汉阳造”步枪和木柄手榴弹，很快就出现了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38大盖”步枪、“歪把子”轻机枪以及“王八盒子”手枪。最让日本人受不了的是，中国军队甚至装备了一种威力惊人的奇特武器 — 驳壳枪。如果您看过《铁道游击队》或者后来重新翻拍的《飞虎队》这类抗日题材电影，都会对影片中这种连续喷吐着火舌的枪械留有深刻印象。
驳壳枪的名字是和德国枪械巨商毛瑟联系在一起的，起先这种枪叫做“毛瑟手枪”。尽管缺乏资料佐证，但一般认为它并不是毛瑟本人的发明，而是德国枪械师费德勒（Feederle）兄弟于1893年设计的。次年在德国奥本多夫的毛瑟兵工厂制成样枪，并先后在德、英、比、法等国获得专利，而专利申请人是毛瑟。1897年初正式定型为M1896式手枪，又称C96式。这是一种设计上介于手枪和冲锋枪之间的所谓“冲锋手枪”。最早的自动型驳壳枪并非产自德国，而是西班牙在1927年生产的。毛瑟公司自然不甘落后，很快推出M1932式自动型手枪。该型又被称为“M712速射型”。该枪增设了可以控制单、连发的机构，枪身左侧后端有一个选择钮，因此又常被称为“快慢机”（“快”指连发，此时选择钮指向“R”；“慢”指单发，选择钮指向“N”）。该枪改由下方插入的弹匣供弹，弹容量有10发和20发两种，其中10发的弹匣较短，底端与弹仓下沿齐平，20发的弹匣则较长，几乎与握把下端等长，对于普通的枪套来说就放不进去，必须换成短弹匣才能插进枪套。这种20发弹匣的M1932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型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一扣扳机就可以连射20发子弹，近距离内威力很大，因而在中国被叫做“20响”或“大肚匣子”，而在实际战斗也是经常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在游击战或小分队近距离作战的环境中，M1932的强大火力特别受欢迎。
“20响”/“大肚匣子”
驳壳枪外观上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配有大型木制枪套（中国人称之为“盒子”），平时作贮藏和保护枪支之用，枪套头部设计有连接件，可以此将木套固定在手枪握把后部。当接上枪套后，驳壳枪便摇身一变，从手持射击的手枪变成了可以抵肩射击的微型卡宾枪，可以在敌方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将敌人轻松撂倒。不过这种木制枪套并不是驳壳枪所独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可以使手枪实现抵肩射击的木制枪套是很普及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手枪都有追求远射程的倾向。M1896驳壳枪的最大理论射程也达到1000米。不过，虽然驳壳枪接上枪套抵肩射击时精度有所提高，但由于其枪管较短，实际有效射程也就在100米左右，但比一般单手射击时的50米还是有很大提高。除了“盒子”之外，驳壳枪枪柄上系的枪纲也很有特点。它是一根很长的窄皮条，用牛皮或猪皮制成，一端是一个带有活结的皮环，平时束成尺把长的一束，系在握把下方的铁环上作为装饰。在实战中，驳壳枪的使用者一般会把这个皮环套在自己脖子上，其作用是当在战斗中万一手枪不慎脱手时，可以迅速地循着皮条把枪找回。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皮条，它在近战和夜战中有时甚至可以起到生死攸关的作用。在《南征北战》等老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枪纲的这种用法。共产党武装使用的驳壳枪上会用一块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红布或红绸取代这条皮枪纲，无论是拿在手中还是插在腰间，红绸就象一面红旗或是一团火焰，衬托得持枪者分外英武和神气。
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的9mm驳壳枪
是专为出口美国而用旧零件组装而成
驳壳枪最早何时流入中国，现已无法考证。有一种说法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白俄最早将这种枪带入国内。当时军阀张宗昌、张作霖的白俄雇佣军中，确有很多人都随身携带一把驳壳枪。实际上在此之前，驳壳枪在国内就已经有使用。1912年9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就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签约，购买“自来得毛瑟手枪200杆”，连同500发子弹和全套附件，每把价值白银58两，证明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价格不菲的舶来品。驳壳枪在欧洲使用不多，普及程度甚至不及卢格手枪，只是俄国在一战前后曾有部分使用，它的最主要的主顾是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旧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德国生产的150万支驳壳枪中倒有近四分之一卖到了中国。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订单支撑，毛瑟公司甚至可能早就倒闭了。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驳壳枪？除了它的质量好、威力大之外，主要是因为民国初年的连年内战，国际联盟对中国实行了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碰巧驳壳枪等各类手枪却不在受禁之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大量进口。据1927年3月西班牙阿斯特拉公司一个销售经理厄恩斯特·博采的记录，当时位于神户的一个日本贸易公司平均每个月就要向中国倾销1000到1500支驳壳枪。而中国的各路军阀们对这种手枪更是十分欢迎，因为它短小轻便，特别适合作为卫队和突击队的装备，而其它武器则很难同时满足这些要求。
外国把驳壳枪称为“扫帚柄”（英文：Broom Handle），多半是指它附带的木制枪套的形状，当它倒接到握把后端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象扫帚，这也是这种武器在中国最大众化的称呼——“盒子炮”、“匣子枪”中“盒子”和“匣子”的来历。对于最常见的7.63mm口径的驳壳枪来说，其弹头初速可达到425米/秒，这在当时的各种手枪当中算高的，是老式铅头左轮弹的近两倍，弹头飞到1000米外还有杀伤力，因此往往在“盒子”后面又加上一个“炮”字来形容其威力巨大。而“驳壳枪”的名字来历也与音译有关，其得名也是因为那个木制枪套，“驳壳”（早年曾译做“卜壳”）正是英文中“盒子”（box）的音译。另一种说法是，驳壳枪表面比较平滑，就象是造铁驳船用的钢板一样，故称其为“驳壳”。 驳壳枪在旧中国最“官方化”的称呼是“自来得”，当时包括政府文件和兵工资料在内的许多正式场合都使用这个名称。“自来得”的“得”并非是德国的“德”，但这个名称的确来源于德语，是德文“自动装填”（Selbstlade）的音译，“来得”即lade，相当于英语单词load，指子弹上膛之意。“自来得”的名声响亮，当时国内仿制厂家会专门在其产品一侧刻上这几个汉字。（Fish在这里瞎说一句：博客和驳壳发音相似，希望不会打错字，呵呵。）
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时价共计法币280万元。1938年3月，蒋介石曾向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发去电报，要求谭在德国采购“20响卜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并且强调“愈快愈好”。从当时的各种文献资料来看，抗战前夕到抗战初期，中国从德国等国买的驳壳枪多半都是20发的M1932型，当然还有10发的M1896和西班牙造等其它型号。国民政府以巨资进口包括驳壳枪在内的大量军用物资固然是抵抗日本侵略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为了消灭老对手 — 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这些M1932型和其它的进口驳壳枪一样，多数是配发给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并不仅仅是装备嫡系中央军。客观环境使得中国军队对近战火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无法为军队提供大量冲锋枪和相应的弹药，加上有使用半自动旧驳壳枪的传统习惯，所以一开始中国就对自动型的M1932驳壳枪表示出强烈的兴趣。M1932型量产后的头1000支就全部销售到了中国。据统计，德国原装的驳壳枪当中共有4000多支流入国内。据说在提供给中国的这些产品中，还有带纳粹鹰徽标记的。原来这些枪本是为纳粹党卫军生产的佩枪，但考虑到中国主顾的迫切需求而优先提供出口了。
写到这里，便牵扯出一个重要问题：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义日三国同盟条约》（即“三国公约”），成立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就是所谓的“轴心国”。也就是说，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盟国。那么德国在抗战爆发的节骨眼上把驳壳枪出口给日本的敌人中国，这不成了猪八戒吃火腿 — 自残手足了么？以日本人一贯的精明，为什么不出面阻止这笔交易呢？回想当年，德国商人得意洋洋地数着钞票，日本人也在暗地里窃笑着中国的“病急乱投医”。原来驳壳枪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作为一百多年前设计的老产品，自身也有早期手枪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首先是构造复杂，标准型全枪约有近40个零件，而且形状特殊，多为机器加工零件，材料损耗和加工难度都比较大，使得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二是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安全性不够好。如用来卡住枪机使其不致过份后退的枪机榫这个部件，一旦磨损或疲劳后，有可能会齐根断裂，从而使射击时枪机向后飞出，使射手受伤；驳壳枪的设计和加工承袭了德国机械的一贯传统，工艺精细、配合紧密，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特别是在恶劣多变的战场条件下，有时机件的动作会偶尔失灵，各型号弹药混用易发生事故。会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危险。三是与其它手枪相比，驳壳枪体型和重量都相当大，携带和使用很不方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枪的应用。
以上这些都还是可以克服的小毛病，真正使得驳壳枪在它的祖国提前退出现役，基本没有在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致命缺点是这种枪设计时片面追求强火力，实际射击时后座力大的惊人。驳壳枪单发点射的时候问题还不明显，可是连发时前一发子弹的后座力会使枪口跳向上方，使下面每一发子弹的弹道越来越高，结果只能是越打越偏，白白浪费宝贵的子弹。同时驳壳枪枪管下方没有护木或把手，不能像美式冲锋枪那样直接握持枪管部位以稳定枪身，矫正射界。所以在德国人眼里，所谓自动型驳壳枪根本就是没法上战场的残次品。把废品当好货卖给中国人，何乐而不为？而日本人早就知道驳壳枪的这个缺陷，自己从来不买，却暗中纵容德国不断把这些根本打不准的枪推销给中国军队。按照日本那边的逻辑，巴不得中国部队人手一把驳壳枪，那样如果中国人在战场上和日本兵遭遇，因为枪本身的致命缺陷，十有八九就会打偏掉，只能乱射一气；那边日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用步枪点射把中国兵统统消灭掉了，三个月灭亡中国也就提前变成了现实。这岂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日本人想得倒美，可惜真到了抗日前线的战场上，那边中国战士拔出驳壳枪来，“大日本皇军”这边真个是应声而倒，被打了个人仰马翻！原来聪明的中国人早在使用半自动型驳壳枪连发射击时就发现了问题，竟然还找到了补救办法！中国射手用驳壳枪时，一般会将手腕翻转，将枪身变成水平状态，让枪口由上下跳动变为左右横扫，后座力反而带动枪口做弧形运动，将十到二十发子弹呈扇面状射向敌人（这下各位知道日本电子游戏“魂斗罗”里面那种散弹枪的来路了吧？），反而大大增加了命中率。扬长避短，变废为宝，这便是中国人独创的高招！采用这种方法也正好对应当时中国特殊的战斗环境，房屋内外的短兵相接、伏击、反伏击以及夜战的情况较多的原因。擅使驳壳枪者，在面对一群敌人时，往往先将“快慢机”转至连发状态，横扫一梭子，将成群的敌人打散，然后以单发点射（有时间的话还会接上木套）将剩余的敌人一一摞倒。实际上，即便是单发射击，有经验的射手也会将驳壳枪侧向倾斜一定角度，让枪口自然指向目标，在概略瞄准后果断击发，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甩手一枪”，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毛瑟手枪的握把短而圆，以及与枪身113度的独特夹角，使得采用通常的单手瞄准姿势进行速射时较为困难，二是防止向正上方抛出的弹壳掉回抛壳口而造成意外的卡壳（尽管这种情况极其偶然），或者是落到使用者头上分散注意力。驳壳枪的枪管细长，指向性较好，而且可以双手持枪、左右开弓，这也是射手喜欢采用侧身斜射方式的重要原因。中国人使出这么一手，打得日本人哑巴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了。
连环画《铁道游击队》里
的驳壳枪横扫一梭子动作
驳壳枪在中国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德国原厂产品又价格不菲。从1918年起，国内四川兵工厂便开始仿造该枪，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丰富了驳壳枪的种类。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为止，国内共有11个兵工厂在批量生产驳壳枪，仿制正版M1932型的厂家有5个，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工厂甚至是手工作坊也在仿造这种产品。即使是仿造，驳壳枪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汉阳兵工厂20年代初出厂的驳壳枪价格120多元，几乎是“汉阳造”步枪的3倍。驳壳枪本身的种类就很多，加上各种变型和仿制品那就更加复杂了。顺便再多一句嘴，驳壳枪的携带行军也同样很有意思。因为驳壳枪较长，垂直插在腰间不方便骑马或弯腰，所以一般采用斜插方式，这样在拔枪时也比较顺手。除了常见的将枪装进木套或皮套内，然后斜挎在身上的携行方式外，中国人还有自己独创的携带驳壳枪方法。游击队、武工队队员们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和轻装起见，一般不使用枪套，而是将驳壳枪直接插于束在腰间的宽皮带里侧，然后将外面的衣襟放下遮住身上的武器。如果您看得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双枪中有一支特意将准星锯掉了，这种情况当时相当普遍，目的是为了避免拔枪时准星钩住腰带而影响出枪速度，而近距离内快速射击时用于精确瞄准的准星确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特别是容易造成手枪前端表面磨损。所以聪明的中国人又发明了所谓的“明套”（又叫“快套”）。这种“明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枪套，而是一个钢片或铜片制作的简单装置，多半是由使用者自行制作的，其一面将金属片弯成一定形状，和枪身表面突棱上的凹槽相配合，使“明套”和枪身联为一体，另一面则是一个长金属片弯成的卡子，用来别住皮带，带有“明套”的手枪靠这个卡子直接挂在皮带外边，同时还不影响枪支的正常使用，这也算是中国人使用驳壳枪过程中的另一个发明创造了。总而言之，驳壳枪是日本帝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遭遇的第一种性能超过自身装备的武器。死在它手上的日军官兵到底有多少，已经很难有明确的统计。不过，比起抡起大刀拼刺刀那种古老打法来，驳壳枪给“皇军”造成的损失绝对要大得多。
3. 消失的王牌
记得自己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有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课期间学校突然发下来一本小册子。记得封面是绿色的，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着《三防手册》（三防指的是防核、防生物和化学武器）这个标题。别的同学大多兴味索然，把这个册子顺手丢了；我反而在好奇心驱使下将它来回读了几遍。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Fish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生物化学武器这个概念。倒不是Fish在这里故意卖弄，实在是因为时间相隔太久，再不记录下来，像这类旁门左道的知识就会逐渐被遗忘，多少有些可惜。另外，如果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读者很难真正体会到本文当中生物化学武器的危害。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两个概念。所谓化学武器，是指通过人工化学合成方法制造出来的有毒物质。最具代表性的化学武器是沙林、梭曼和VX这三种化学毒剂所组成的毒剂系列。沙林又名“芥子气”，是德国在第一世界大战率先投入实战的化学武器。一般是将液态毒剂喷洒到空气中形成毒气云雾，漂到敌方阵地上方造成伤亡。这是一种糜烂性神经毒剂，主要靠破坏敌人的神经系统，导致呼吸困难、失去知觉直至窒息死亡。同时，如果一定浓度的毒剂和暴露的皮肤接触，可以直接腐蚀皮肤造成人体细胞坏死溃烂。梭曼和VX是在沙林基础上开发的，旨在增加杀伤力的“改良产品”。三者之中，以美国研制的VX毒剂最为厉害。简而言之，沙林可以通过用水冲洗而失效，使用后持续有效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VX毒剂则无法通过水洗消毒方法清除，使用后持续有效时间可长达数月之久。化学武器的缺点是生产成本较高，需要相应的化学合成设备。而且化学武器一般具有挥发性，很不稳定，保存、运输和使用均需要特定的条件。美国电影《勇闯魔鬼岛》里面描写一些美军士兵闯入冷库盗窃带有VX毒剂的战术导弹，就是以此为依据，有其一定的事实基础。反之，为了突出剧中人物的英雄形象，在同一部影片里拆除毒气弹的剧情部分，主角别说全套防护服，竟然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戴，这在实战当中无异于自杀行为。
生物武器则正好是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首先，生物武器的原料普通，无需人工合成，只需要培养一些自然界里早已存在的致命细菌。套用一句用滥掉的广告形容词来说就是“纯天然”的。它的造价自然比化学武器要低廉许多。主要通过向敌人投放这些细菌造成致命流行病大爆发，消弱敌方战斗力，进而造成对方大规模的伤亡。人类开始系统地研制生物武器，还是在微生物学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自然界里的致命病菌多得数都数不清，理论上来讲生物武器的种类几乎是无限的，投放方式也比化学武器来得简单。最早研制并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生物武器的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德意志帝国。当时的生物战剂仅限于少数几种细菌，比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生产规模很小，施放方法也很简单，主要由德国特务潜入对方境内，用装在小瓶中的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1915年俄国反间谍机关就曾在彼得堡捕获一名带有鼠疫杆菌培养物的德国间谍。与会自动失效的化学武器比较，生物武器杀伤效果较不明显，因为有交叉感染的扩散可能性，使用后的结果更加难以预料。还有利于使用者事后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真相。如果说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后对敌方非战斗人员（平民）的死伤数字还能进行大概的估算的话，生物武器就是根本连这一丁点道德底线都没有的“完全无节操兵器”。
二十世纪30年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是生物武器的主要研制者。战争后期，德国和美国也进行了一些生物武器的研究，但其规模和程度都无法和日本相比。这一阶段生物武器发展的特点是战剂种类增多；战剂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从而扩大了攻击范围。1936年，经日本裕仁天皇批准，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国”境内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即设在哈尔滨平房地区附近的“731部队”总部。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为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中将。此人可谓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众多畸形产物的代言人。他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排行第四。根据档案记录，年轻时的石井四郎“古怪反常”、“行为乖僻”。1920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进入陆军军医学校。为了出人头地，他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一是迎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的千金攀龙附凤；二是赴欧美留学深造，以求今后青云直上。石井四郎于1932年和1933年之间，曾经两度潜入中国东北，化名为“东乡一”大佐四处活动，并组建了731部队的前身 — “东乡部队”。731部队正式成立后，有工作人员约三千人，每年经费约1000万日元，估计其细菌战剂每月的最高生产能力为：鼠疫杆菌浓稠菌液300公斤，炭疽杆菌600公斤，伤寒杆菌800公斤，霍乱弧菌1000公斤。该部队还大量培养能传播鼠疫的跳蚤，每3至4个月能生产45公斤。同时还研制出至少8种生物战剂的特殊施放装置，如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自来水笔式，手杖式施放器材等。此外，日军在黑龙江省安达县设有细菌武器试验靶场，并附有专用航空队。在林口、海林、孙吴和海拉尔等地没有4个支队，也能生产并施放细菌战剂。
现存于哈尔滨红军路108号的日本总领事馆原址
1949年12月，苏联在中苏边界的伯力城对被其在中国东北俘获的12名日军细菌战犯进行审判，当时曾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军医川岛清少将受审时供称：731部队曾残酷地用活人作实验，每年被押进731部队本部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至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最保守估算，6年（1939年至1945年）内至少有3000人丧生。1935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事务所因为服务范围扩大（增加水运和汽车运输）搬到奉天（今沈阳）的铁路总局办公。其在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108号）的新办公楼被日本总领事馆接手征用。当时的日本领事馆包括有警察部队和特高课特务组织。日本方面在领事馆新楼地下室大兴土木，按原址规模建立可以关押百余人，包括刑讯室和水牢在内的监狱。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义州街27号的总领事馆旧址改名“白桦寮”。干脆变成了刚成立不久的731部队成员单身宿舍！为了保密，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的人在书面材料上被写为“丸太”（日语读音“马路大”，翻译成中文就是木头的意思）这些人被集中到哈尔滨市内某些特定场所，如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部、宪兵队总部，以及那幢用石头围墙围起来的漂亮西式建筑物的地下室，即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由运送“丸太”的特殊车辆定期到上述场所接“货”。被看作是实验材料的“丸太”则以1根、2根来计数，戴上手铐,腰上再拴两道绳索，5人或10人排成一串，被强行拉走。驾驶员说句“领到马路大10根”，就把人强行带到总部，关进特设牢房内。特设牢房由3、4、5、6号楼四面围住，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入口处有一扇沉重的铁门紧锁着，人员不得自由出入。筱冢良雄，15岁就作为少年队成员被石井四郎征召到731部队服役。他曾讲述道，来平房后没多久了解到“丸太”的含义，凡是被日本宪兵逮捕的，无论是有间谍嫌疑的，抑或是无罪市民，一旦被打上“特别移送处理”的烙印，那就注定成为“丸太”了。731部队还有一条铁的纪律，就是“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说”。所以该部队所做的伤天害理的事很少被揭露出来，就是在日本战败以后也是如此。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与其学生伊香俊哉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了1941年在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负责联络实施细菌战的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的工作日记 — 《井本日志》。他们随即将该日志摘录发表。该日志秘密记录了日军多次在中国(包括常德)进行细菌战的实情，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铁证。抗战时期，日军进一步在大半个中国布下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人们统称为“石井机关”，表面上从事所谓的“防疫给水”后勤任务。石井机关由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组成，加上派往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及其分部，以及该部队系统的总部 — 东京“防疫研究室”等，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细菌战。设在南京的“荣”字第 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 “波”字8604部队也都是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并培训细菌战人员的分支机构。
日本是1925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国之一，协议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此举纯属明知故犯。日军方面有文字记录的首次生物武器实战发生于1939年。日军进犯苏蒙边境时，在诺门坎战役中曾将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投入哈勒欣河污染河流。因为日军在诺门坎战役中失败，加上苏联方面对己方损失严格保密，这次细菌战造成的伤亡情况已无法考证。事后日军认为此次细菌战未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效果。此战后，“731”开始寻求用飞机向敌对国战场进行细菌战的新方法，即寻求能通过飞机播洒的大规模杀伤敌对国军民的细菌武器。到1940年，731部队研制和生产了270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以及5公斤鼠疫跳蚤，计划在我国浙江抗日战场使用飞机在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所谓“雨下法”投洒，以实战试验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细菌武器。1940年7月，石井四郎亲自率领731部队远征队，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上空投洒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带鼠疫菌的跳蚤。据当时中方不完全统计，宁波地区曾发现鼠疫患者99人，其中死亡98人。1940年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明确指出：“上月二十八日敌机突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 在严密检验下，鉴定其形，业经辨明系鼠疫霍菌。”另据日方《井本日志》记载，浙江“保号作战”由731部队组织一支远征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联合施行，时间是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至11月28日结束，期间对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以及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至少进行了9次飞机撒播细菌的攻击。浙江7个市近30个县受到了细菌战的荼毒，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人数几十万人，其中衢州地区死亡人数最多，达到4万人；伤亡最少的金华地区也超过了4千人。对浙江实施的细菌战结果表明，诸种细菌包括鼠疫细菌原菌，均未取得明显杀伤效果，唯有鼠疫跳蚤取得了预期战果，让细菌战发动者感到兴奋。10月27日，对宁波投撒的鼠疫跳蚤，35日内造成宁波居民109人死亡；10月4日对衢州投撒的鼠疫跳蚤，当日就造成24人死亡，以后又造成衢州城乡鼠疫流行，最终死亡逾2000人。事后，指挥这次细菌战的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向日军统帅部报告：“浙江作战证实，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使用去达到战争目的”。石井还特意将宁波鼠疫细菌战过程制成纪实影片，送往日军高层放映以炫耀其战果。
佩戴防毒面具的国军部队
1941年夏季，日军又对湖南省常德及河南南阳等地进行细菌武器袭击，在当地居民中制造了鼠疫。常德地处湖南，洞庭湖西岸，古称武陵，是一座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常德自古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号称“湘西之门户。滇黔之咽喉”。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常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重庆国民政府的门户和连结华中抗日战场的交通枢纽。日军对它施行细菌战造成大规模鼠疫流行，可以阻隔重庆与华中抗日战场的联系，从而干扰破坏中国整个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关于这一点，原日军细菌战犯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少将曾在“伯力审判”法庭上有过供认。1941年夏季，731部队派出了第二次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这次远征队是专门派出撒播鼠疫流行病的，日军司令部给予该远征队的基本任务，是要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其重要枢纽是常德城。以常德为中心的洞庭湖滨湖地区，是当时我国正面抗日战场最重要的产粮产棉区，年产粮食3000万担、棉花4万公担，国民政府每年在此地征购大量军粮和军棉。因此，日军要运用细菌战破坏这一中国军队的军粮、军棉供给地。另外，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准备于1941年12月进行第三次长沙作战，与中国军队争夺华中军事重镇长沙，而常德作为长沙战场的直接后援基地，如被细菌武器攻击而遭破坏，将大大有利于日军在长沙战场的军事进攻。1941年11月4日凌晨，一架日军飞机趁着夜色，偷偷飞抵常德上空，盘旋数周，在城区中心关庙街、鸡鹅巷和东门一带投下大量谷、麦和破布、棉花等异物。日机投掷物的一小部分，在当天下午被军警收集，送到当时驻常德美国教会开办的广德医院去化验。中国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士汪正宇从日机投下的谷麦培养液中，发现一些与鼠疫杆菌图谱极为相似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断定日军在对常德实施可怕的鼠疫细菌攻击。日方《井本日志》中对常德细菌战的记载如下：1941年11月4日凌晨，“731”部队一架97轻型飞机于日本时间5:30在南昌起飞，6:50到达常德，由“731”部队航空班增田美保少佐驾机，将36公斤代号为“谷子”的染有烈性鼠疫传染病菌的跳蚤与大量谷、麦等杂物在常德城区投下。在《井本日志》中，将其实施的细菌战秘称为“保号作战”，将鼠疫跳蚤秘称为“谷子”，并记录每1克“谷子”平均是1700只跳蚤。日军在常德投下了36公斤“谷子”，那么总计约是6000万只鼠疫跳蚤。6000万只“鼠疫跳蚤”降临常德。当时常德城区人口是6万，从理论上计算，常德居民将平均每人受到1000只鼠疫跳蚤的攻击。
据《井本日志》记载，在实施常德细菌战的过程中，曾遇到两个意外：一是原来接到的情报是“目标方向天气良好”，但是飞机到达常德上空却报告“雾浓”，并“800米附近有云层”，所以原定在1000米以上高空投撒跳蚤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得改为低空投撒；二是飞机携带的两箱鼠疫跳蚤在投撒时，有一箱无法充分打开，使箱内跳蚤未能投尽，飞行员增田美保只好将这只箱子整个丢到洞庭湖里。作为应对措施，国民政府从各地调派防疫队20支共计200余人赶赴常德，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亲临常德督导防疫工作。防疫处紧急下令：学校停课，旅馆、剧院、饭店、浴堂等一律停业。疫病爆发期间，常德两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不胜工作，三座焚尸炉竟然烧塌了两座。因此焚尸炉于次年4月中旬停止作业，大量疫尸此后改葬东门外新辟的鼠疫公墓。此次鼠疫流行至1942年7月份才得到控制。据曾在隔离医院担任医生的王国珍老人1993年回忆，这次鼠疫流行“死亡几百人”；据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1979年回忆，“死亡者在500以上”：据邓一赶先生1965年回忆，“死亡人数在600以上”。在城区鼠疫大流行时，疫病又传播到乡下。1942年5月，桃源莫林乡李家湾村民李佑生在常德贩布时染上肺鼠疫，发病前潜回家中，本人于5月10日死亡，并传染其家人及邻居共计16人，他们在11天内全部死亡。常德防疫处紧急派出医疗队和军警，才控制疫情。并鉴于常德鼠疫已外传，将“常德防疫处”扩大改组为“湘西防疫处”。1942年10月，鼠疫又传播至常德东北30公里的石公桥镇。据历史档案记载，10月下旬，石公桥镇突然发生大量死鼠现象，许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于街头和居民家中，之后有人开始暴病死亡。10月27日当地第一个鼠疫患者丁腊秀死亡，接下来开鱼行的丁长发家两名帮工死亡，随后丁家9口人全都死亡……一时间，2000人口的石公桥镇上几乎家家死人，户户举丧。常德防疫部门闻讯派来医疗队和防疫纠察兵，至次年1月疫情才得以控制，石公桥镇死亡160余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1942年4月18日，作为报复，当时美国海军最新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搭载十六架B-25轰炸机，在空军中校杜立特指挥下，对日本东京都进行了奇袭轰炸。虽然这次轰炸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却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巨大的心理打击，换句话来说，就是大大地丢了一回脸。为了躲避日军的反扑，轰炸机带着炸弹起飞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立即向夏威夷方向返航；而轰炸机则在投弹攻击后，借着所剩不多的燃料飞往中国大陆沿海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寻找机场迫降。侵华日军事后得知美军飞机原计划在浙江衢州机场降落，立即在同年5月发起了旨在夺取衢州机场等要地的浙赣战役，其间再次大规模施放细菌武器。1942年夏，当日军从浙赣战线撤退时，“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共同在撤退区用霍乱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水源和食物，引起当地居民患病。并惨无人道地把经过病菌污染的食物发给战俘食用，然后再把他们放回中国军队，企图造成大规模疫病流行。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全中国范围内死于细菌战的受害者（不包括被用来做实验的活人）估计达58万人。其中浙江省在前后三次细菌战袭击中死亡人数合计达27万人。其中仅衢州一处就累计死了6万多人。
1944年11月4日到圣诞节前后，美国各地突然频繁发生火灾。后来一架美国巡逻机成功拦截并捕获了一个神秘的大气球。经过美国空军特别调查组的努力调查，发现原来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失去了大多数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军航空兵，日本人当时已经没有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武器。日军不甘心失败，挖空心思地研制了几百枚这种可以升到12000米高空，再顺着平均时速达400公里高空强气流横越太平洋，最后自然降落到美国境内爆炸的气球炸弹。当时这种气球搭载的主要是燃烧弹，幸运的是因为高空中复杂的对流情况，多数气球炸弹根本无法到达目的地。而那些勉强到达美国上空的气球又遭遇到当地冬季的大雪天气，大部分失灵。只有一小部分按计划爆炸。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美国怀疑日军同时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在奉命调查过程中，更进一步发现了日军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即“荣”字第164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浙江细菌战后，731部队选定“鼠疫跳蚤”作为其王牌武器，日军统帅部也极为重视，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给731部队的指示信里说：“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因此要在这方面加紧工作。”但是面对美国开发的更具威力的王牌 — 原子弹，日本除了战败投降之外，已无任何选择可言。
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公布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数据的事实后，美国迫切想独占日军的细菌战资料，在战后立即派出了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其后写成《桑德斯报告》。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专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的秘密。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于是，美日有关细菌战资料的交易达成，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这一批本应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逃脱惩罚，逍遥法外。美国国防部于1941年11月就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Detrick要塞建立生物战研究机构，占地520公顷，拥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哲学博士120人，医学博士14人）。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了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美国负责研制生物武器的主要机构是位于Detrick要塞的生物研究所，生产单位为埃奇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1954至1962年，美国共发生实验室感染（事故）3300例，其中半数发生在Detrick要塞。在此期间，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所谓的“气雾罐计划”(cloud chamber project)。对生物战剂气溶胶的存活、动物感染机理及感染剂量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生物战剂的气溶胶攻击奠定了基础。当时，他们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土拉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和粗球孢子菌。在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当中，美国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都曾小规模地投入实战。石井四郎因为为美军提供了大量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的第一手资料，对美军第二次大战后的生物武器研究有功，得以在美国人的包庇下苟延残喘，于1959年得到善终。
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研制使用情况最权威的文字材料是战后美军编写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所谓《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1946年由当时美国迪特里克基地中校阿尔沃·汤姆森对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进行审讯之后，写成的总结性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述了731部队总部的体制、配置、职责以及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有关信息。报告显示，在汤姆森第一次问讯时，石井四郎掩盖了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研究和人体试验罪行，而后通过多次问讯，汤姆森得到了比第一次更多更重要的情报。“石井四郎从避谈细菌战、人体试验到积极配合汤姆森的调查，短时期内有如此大变化，除了美军施加压力之外，主要是因为美军和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为获取细菌战和人体试验情报信息，调查结果将不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曝光。”石井四郎供述，至1940年，已经研制出9种用于细菌病原体传播的炸弹，并进行了实地测试。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地、制造传染性云雾，以及爆裂弹药，即通过污染炸弹碎片和炮弹碎片造成伤害而感染并致伤亡。截至1942年，731部队共研制生产了2470枚细菌炸弹。据石井四郎向汤姆森提供的数据，1937年至1942年，731部队共生产了2470枚携带细菌病原体的炸弹，这些细菌弹以炭疽菌、鼠疫菌和伤寒菌为主要填充菌。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炸弹中以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 A型炸弹为主要类型。其中石井式陶瓷细菌弹是731部队生产最多的细菌弹，由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发设计，是专为填装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1940-1942年共生产约500枚。报告还认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研发细菌武器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汤姆森在报告中写道：“尽管石井四郎宣称细菌武器只是关东军水供给和净化部中非常微小的一方面，且该研究的进行也不曾得到官方高层指示。但是，从其所完成的研究和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显然细菌武器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进行的，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侵华日军生产了至少10种类型的细菌炸弹。包括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 A型炸弹、I型炸弹、RO型炸弹、SI型炸弹、U型炸弹、老型U JI炸弹、GA型炸弹、100U JI型炸弹、母女弹等。杨彦君说：“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详细记录，可以明确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根据翔实的实验数据和设计图纸，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而开展了细菌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的历史事实。”
2014年9月，日本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撰写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作者以二战时期50多份珍贵史料为依据，其中包括在石井四郎老家新发现的，由他本人书写的战时日记。该书对713部队和石井四郎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进行了披露。根据青木富贵子整理的证词，抗战时期石井四郎特地从其家乡加茂村附近征召村民来负责哈尔滨平房地区的工程建设，在平房地区总部内特设牢房关押“丸太”，即细菌武器活体试验品，由他二哥石井刚男带领家乡子弟兵组成特别班负责看守。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是叫东乡部队，接下来是加茂部队和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731部队。被送至该部队特别班服役的村民，原来的职业从15岁的无业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司机、厨师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当地劳动力的总动员。其共同点是他们大多是贫穷佃农的次子和三儿子，按照当时的日本传统，不能像家中长子那样继承家业，只得跟着老乡石井四郎跑到中国去混饭吃。据说这些人总数多达一百几十人，他们领取比日本内地人多两三倍的工资并把钱汇到自己老家。二战行将结束的1945年夏天，苏联红军席卷中国东北大地，在731部队服役的加茂村民们大部分死里逃生，侥幸回到日本内地。自那以后，他们就三缄其口，一直在为石井四郎保守着731部队的秘密。石井四郎曾严命他们摧毁掉所有设施，并且“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里”,而他们确实也遵从了石井四郎的命令，自匿其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有的人连养老金也不能领取，生活窘迫潦倒以终。抗战期间，日本人费尽心血发明了“鼠疫跳蚤”这一王牌，却根本没来得及推广使用；惨无人道地用活人做实验，结果反而便宜了美国人。现在那些生物武器的研究和使用者，最终也只能和石井四郎以及加茂村的那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