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迷案篇■（2016-4-13订正版）
在现代战争理论当中频繁出现的“不对称战争”这一词汇，指的是交战双方实力悬殊，不存在棋盘上那样一开始势均力敌的所谓“对称”局面。现在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超级大国美国对中东各小国的武装干涉。Fish回过头来仔细推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其实也是一场不对称战争。一方面，当时日本的武器相对先进，综合军事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俨然一个庞然大物。日本帝国参谋本部视中国为无物，曾经叫嚣“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总人口约为四亿 — 也就是中方抗日口号里面经常提到的“四万万同胞”。而日本在中国战场能长期投入的总兵力不过六十万人左右。二战末期，面对打到家门口，即将在日本本土登陆的美军，日本政府宣称将把全部人口武装起来，进行“一亿人的特攻”，也就是说如果进行总动员，当时日本全国的总人口大约是一亿。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加上游击队，人数远远超过日军。换句话来说，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从没有彻底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那么，以六十万人马怎样征服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国度呢？精明的日本人不是没有想过，而且是几乎做到了。日本帝国师从中国，从“以夷制夷”推演出了“以华制华”之策。当日军“进入”中国的时候，其手下特务横行，汉奸和伪军纷纷登场，为其爪牙，增添羽翼。使得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最终帮助“皇军”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这里要记述的，就是其中几个很特别的例子。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带有传奇色彩，让我们试着拨开历史的迷雾，一睹为快。
1．帝国之花
1906年正是清廷大势已去之际。一位格格出生在肃亲王府内，肃亲王娶有一个正妃、四位侧妃，为他生了21个儿子，17个女儿。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侧室一共生了三个女儿，这位新生儿就是其中最先诞生的一个，她在家排行十四，取名为爱新觉罗·显玗（一说显叇），汉名金壁辉。谁也未曾想到，这位金枝玉叶、粉雕玉琢般的满洲贵族小姐日后竟然会成为日本人的走狗，抗战时期煊赫一时的著名间谍。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在一心复辟旧王朝的父亲，第十代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支持下，十四格格显玗被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养父为她起了个字“东珍”。1912年以后，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玩的女学生，就是日后作乱满蒙、声名狼藉、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川岛芳子。从皇家名号到日本名字，她都名不副实：显玗，金壁辉，光显不了已经倾倒的门楣，无法重温清朝金碧辉煌的过去；东珍，日本从未将他当做东洋的贵客看待。川岛芳子，在这个被人熟知、为人猜疑的日本名字背后，其实是一个不爱中国的中国人。金壁辉17岁那年，被59岁的养父川岛浪速叫到身边说：“你父亲是个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智勇仁兼备者。”金璧辉在手记里写道：“于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次日一早，她头梳日本式的发髻，身穿底摆带花的和服，拍了一张少女诀别照，随即剪了一个男式分头。她说：“我毅以为己是男子！”她要报复世界。此后，她怀着复仇的决心，将一个个高官政要玩弄于股掌之中：蒙王甘珠尔扎布、日本陆军军官山贺、联队旗手山家亨、孙中山之子，国民党高官孙科、作家村松、国民党中统高官陈果夫、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投机家和巨富伊东阪二……芳子利用这些人的弱点，或巧言欺骗、或百般利诱，从他们口中得到大量的战略情报，同时也利用他们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总体战服务。1927年20岁的时候，金壁辉在旅顺与蒙古王族甘珠尔扎布结婚。不过到1930年她就离家出走了。
虽然严格来讲川岛芳子不是日本人，却替日方完成了许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1928年，日本关东军决定秘密干掉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主帅、“东北大王”张作霖。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的，关东军特务处派遣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他的老师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劝说川岛芳子去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其实正在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根本不劳养父摇唇鼓舌就一口应承。她从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第十四格格的身份，在故国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抵达东北，可她并不急于到旅顺探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见缝插针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清王室公主的可疑行踪并未引起奉军情报部门的足够注意，更别说怀疑了。川岛芳子下手又准又快，她以令人垂涎的色相套牢了张学良的侍从副官郑某，从他那里刺探到张作霖乘坐慈禧花车返回辽宁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随即向关东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1928年6月4日凌晨五点左右，“东北大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日本关东军干净利落地做成这一票，川岛芳子功不可没。从此，她成为“谍报新星”，备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青睐。然而，因为川岛芳子也像她生父肃亲王善耆一样顽固坚持“满蒙独立”的主张，有政治倾向上的缺陷，这就使日本军方持有戒心。因此之故，有一段时间，这位“东方的玛塔·哈丽”被日本谍报机关闲置起来。不久肃亲王善耆抱憾而死，川岛芳子原本落寞的心情更是一落千丈，她搭乘商船回到日本，接受新一轮的培训充电。在轮船上她对同行的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大村骏的弟弟大村洋一见钟情，暂时将养父川岛浪速抛之脑后，去了大村洋在日高的别墅做起快活的野鸳鸯。两个月的时间，大村洋不仅教会了川岛芳子床上功夫，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作炸弹”的意识，而且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信念牢牢地植入到川岛芳子的大脑中。大村洋对芳子说：“满蒙独立必须以日本为中心来操作才能成功。……满蒙是日本的弟弟，兄弟合作，建立亲和的大家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受大村洋洗脑之后，川岛芳子与日本军方更加“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她再次回到中国，在日军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的直接指导下，变成了日本军方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枚锋利的毒针。田中隆吉这位桀骜不驯、精力旺盛的暴徒同样逃不过川岛芳子的“美色轰炸”。他们共赴巫山，这一对“神经脖”从此抱成一团，互相激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接下来，川岛芳子利用养父的关系网接近关东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赴奉天，投靠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帐下。由于能纯熟地运用中、日两国语言，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关东军做了不少稳定人心、与各大城市租界理顺关系的绥靖工作，成天忙得席不暇暖，食不甘味。
土肥原贤二
当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秘密策划拥立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傀儡政权 — 伪满洲国。他果然神通广大，突破中国方面层层封锁，将溥仪从天津静园秘密接到旅顺的大和旅馆。由于是顶风作案走得太过匆忙，溥仪的侍从班子和“秋鸿皇后”婉容仍滞留在津门。不妙的是，婉容误以为自己被溥仪抛弃，因此在天津闹得天翻地覆，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日本军方为了安抚溥仪，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立刻派遣川岛芳子作为秘使，去天津迎接婉容。而且此事不宜声张，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川岛芳子再三琢磨，最终采取偷梁换柱之计。不久后的一天，天津的静园门口人声嘈杂。一名年轻女子称，在园中做佣人的母亲即将死去，希望能让她进去见最后一面。接下来据说那位母亲去世了，很快从静园里抬出了一口棺材。原来，川岛芳子将婉容装进棺材运出了津门，送达驻大连的关东军手中。1932年初，日本军方欲分散国际上对“满洲独立”的注意力，决定在上海挑起事端。这一历史性的重任又落在了川岛芳子肩上。1月18日午后4时左右，被川岛芳子收买的几十名三友实业公司(一家日资毛巾厂)的工人袭击了五名日本莲宗僧侣和信徒，致使三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于1月24日死亡。事发后，川岛芳子又收买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对三友实业公司的中国工人实施报复性袭击，烧毁了该公司的厂房，中日双方各有死伤。更绝的是1月24日，川岛芳子又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反诬是中国军人所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均有租界，国际注意力因此从东北转移到了上海。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与中国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在这节骨眼上，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本军方及时送去情报。此后川岛芳子改扮成富家公子，在夜夜笙歌的百乐门大舞场出手豪阔，一掷千金，结识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刺探到蒋介石即将下野的消息。日本军部因此重新制定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事后，田中隆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称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川岛芳子的魅力和魔力的确不小，她先后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拉下了水，害得他们一个遭通缉，一个被弹劾。在危急时刻，她又向他们伸出援手，赢得他们的感激之情。当年，便有人认为，超级艳谍川岛芳子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难怪日本军部将这位“东方魔女”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对她宠幸有加。
川岛芳子男装照片
由于在满洲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时的杰出表现，作为一个间谍她成功了，在日本，她能影响绰号“剃刀”的首相东条英机，在中国，能在立法院院长孙科手里及时获取蒋介石下野的机密。赫赫战功为她赢得了一大把乱哄哄的头衔，她有“东方魔女”、“帝国之花”、“男装女谍”的绰号，受到特务头子田中隆吉、土肥原贤二等的赏识。她迷失于赞美之中，进一步成为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一把军刀。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成为日本军中军阶最高的女子。同年，川岛芳子在新京（长春）被任命为满洲国女官长，成为满洲国皇室的护卫。1933年，川岛芳子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那儿获得好感和好处，募集了一笔数目不菲的军饷，用来招兵买马，组建定国军骑兵团，她拉起枪杆子过了一回当总司令的官瘾。在关东军扶持下，川岛芳子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戴起大将的肩章参加热河作战。关东军当时宣传：“安国军是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从此，她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生活。川岛芳子虽说不上是什么绝代佳人，却也长得眉目如画。她冰肌玉肤，身材火爆，神态妖冶，无论是身穿笔挺的西服、华美的和服，还是身着合体的旗袍，都魅力四射，电火灼人。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记，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奇就奇在这位威风八面的安国军女司令肩头总喜欢扛一只猴子招摇过市。川岛芳子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比一般女子更解风情，那些如狼似虎的男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川岛芳子是情场高手，高中时期的“裸照”风波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她究竟征服了多少男人，连她自己也没个谱，日本军官山家亨，蒙古枭雄甘珠尔扎布(她的前任丈夫)，日本特务大村洋、田中隆吉、多田俊、稻田正纯，伪满将军方永昌……真是一妇当关，万夫莫敌。
可惜好景不长，纪律森严的关东军实在无法忍受川岛芳子的奇特性格。1936年她被再次送回日本。此后，她退出军政两界和一个有名的行情师（金融分析师）住在一起，在天津经营中华料理。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今北京市）后，川岛芳子“衣锦还乡”移居到此，又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暗结善缘。她在北平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大施淫威，广敛钱财，一些缺乏背景后台的阔老板被她敲榨，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梨园名角马连良不小心怠慢了这位“十四格格”，也只得在矮檐下低头，乖乖地奉上二万元“道歉费”才得以全身而退。1945年8月6日和9日，随着日本广岛、长崎两股死亡之烟的袅袅升起，大日本帝国的膏药旗也被黑烟遮盖得失去了光芒。1945年8月10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军民与刚刚对日宣战的苏联军队有力打击和美軍原子弹威力震慑下，被迫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向盟国方面发出请降照会。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国广播天皇《停战诏书》，承认战败。8月21日，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派遣参谋次长今井武夫为代表，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媾和。今井偕同日军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国雄少佐、翻译官木村辰南等人，乘坐标有紅十字符号的运输机，飞至湖南芷江，与国军部队接触，正式开始在华日军投降的谈判。1945年9月9日9时，侵华日军向国军投降仪式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日本帝国陆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將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书中日文各一份，整个仪式历时仅15分钟。日本战败，大东亚的“太阳”坠落了，旧的世界崩溃了。那些曾挑起世界大混乱的侵略者、阴谋挑唆者、煽动战争者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作为战犯受到了历史的严惩。“东方魔女”川岛芳子的末日也临近了。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仪式
日本战败投降是非常突然的，大部分在华日本人和汉奸都来不及给自己留条后路。首先日本投降时的情况与其盟友德国不同，纳粹德国是因为首都被占军力消耗殆尽不得不投降。而日本在投降之前本土只遭到轰炸（包括那两颗原子弹）未被占领还有很强的实力。截止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帝国还有军队700余万人，其中陆军550多万，海军150多万。当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听说天皇宣布投降时第一个反应是大喊：“百万大军尚在，何以言降？！”日本驻华派遣军的总兵力为126万(包括东北、朝鲜和台湾驻军)。面对准备投降的各种问题，日本军人表现分歧很大。不仅驻华派遣军有很多高级军官自杀，连仍在日本国土上并未实际参战的后备军人也纷纷自杀。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有千余名日本军人在皇宫门前的广场上自杀，其中还包括日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在东南亚各地和中国境内的一些日军部队认为这是盟军的宣传骗术决定继续抵抗。日本帝国曾计划向中国全境移民300万。战败时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平民有80多万，他们在听说天皇突然宣布投降以后立刻选择了逃亡。此时苏联150万军队已经出动占领了东北，号称日军精锐的70万关东军土崩瓦解：约10万人战死；10万人被俘押送西伯利亚战俘营和德国战俘“会师” — 这部分战俘后来只有一千多人活着回到日本。剩下的近50万关东军和平民混杂在一起四处逃亡。当时大部分日本人向大连、旅顺方向逃跑，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些港口城市找到船只运送他们回日本。但是这些地区被苏军抢先占领，他们实际上已经无路可逃。随后国共双方的中国军队也开到了东北，国民政府和苏联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日本侨民都必须在国民政府专门设立的地方进行登记，由中国政府统一安排归国。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反向移民”需要时间，再说中国一时间也没有力量将100多万人运送到日本（要有这力量中国人早就登陆日本占领东京了）。让这些人白吃饭不干活太便宜他们了，随后日本军人就成了中国的劳力。中华大地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可谓满目疮痍。中国急需进行大量恢复性建设，但是当时中国的男丁从军者居多，地方上劳力明显不足。于是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了那 100多万日军战俘，现成不要钱的劳力干嘛不用呢？那些侵华日军当中有很多都是对中国人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中国需要把他们抓出来接受应有的惩罚。于是乎从东北到华南，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在修路架桥（排地雷？）。当时日本军官再三告诫自己的士兵，见到战胜国的军人（包括中国人）一定要敬礼，否则大家就不要想回日本了。这些努力“将功赎罪”的日本军人在1946、1947年期间被分批陆续遣送回了日本。日本平民的情况和这些军人们差不多，不过由于他们不是军人而被中方优先遣返回了日本。国民政府将这些日本人聚集在旅顺和上海两个中国最大的港口等待将他们运回日本。由于中国的能力有限只能一批批地运，所以等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既然这么多人闲着没事干，那就让他们去工厂做工好了。这些日本人被安排进了中国的各个工厂“以工代赈”，直到临近登船才把他们送到港口去。在漫长的等待期间有很多日本侨民遗弃了自己的子女。有的孩子冻饿而死，有的则被善良的中国人收养。仅在东北地区就有三千多个日本孩子被中国人民收养，这样的以德报怨在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所以说战后很多日本人自发组织对华投资与反战宣传并非虚伪的收买人心，而是真的被中国人的善良感动了。
终于，在抗日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的某一天，川岛芳子在北平被中国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投进牢房，并于1946年作为日本间谍被提起了公诉。作为第一号女汉奸被捕不久后，川岛芳子即被转到北平监狱，但国民党当局却对她礼遇有加，不仅是一人一室，而且也未给她戴手拷，据说是北平军统局特意关照这样做的。审判期间，由于金壁辉生性机敏，善于言词，常让法官哑口无言。事实上，以金壁辉的等级，既不可能直接指挥屠杀平民的行动，也不可能参与制订日军高层的军机大事，所以法庭要找到具体的物证和人证十分困难。法庭所知之事多半是根据她的自白，惟一可以定她于罪的似乎只有国籍问题：如果她被当成中国人，那么叛国死罪将不可免；如果当成日本人，以日本战犯审判的案例来看、除少数级别的司令官以及在交战中直接杀害平民的下级军官被判刑之外，其它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基本上都放回国去了，即使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宪兵后来受到惩罚的也很有限。但是由于金壁辉背景复杂，她究竟算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国民党当局竟一时无法定夺。
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日军的“帝国之花”。蒋介石曾电令北京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继续接受审查。与此同时，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东方的玛塔·哈丽”。但是面对沸腾的民怨，一切努力均归为乌有。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法官在拥挤人潮的围观之下做出正式判决：判定金壁辉是汉奸叛国者并处以死刑。判决文称：“一、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二、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女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直接引发了‘上海事变’；三、被告参与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进行准备工作；四、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 ” 凭心而论，川岛芳子憎恨中国人的扭曲心理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判决书首先确定了金壁辉的中国人身份，这无疑是她罪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确涉及到一段复杂的历史，一段坎坷不幸的人生：民国建立之初，清室遗族与民国政府始终关系不睦，当时北洋军阀混战，黎民流离；而满清皇族仍坐享厚禄，自然招怨。最后冯玉祥撕毁民国协议，废止清皇室优待条件，以致皇族人人自危，这种改朝换代阶段的无情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插手离间的机会。
1948年的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本来禁止男人进入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川岛芳子的反应很平静，也许她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1948年3月25日，北平宣外第一监狱。阳光明媚、空气清爽，狱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3月的清晨还很寒峭，一个着灰色囚衣、橄榄色毛料西装裤的女囚，被拉到了狱墙的一角。她40岁出头，脸部浮肿，上牙已脱落，虽然长期浪荡的生活已毁了她的健康与容貌，但她白皙的皮肤、黝黑的大眼睛和细嫩的双手还残留着当年的些许风貌。根据国民党官方新闻报道，川岛芳子（金壁辉）在此时此地被执行死刑，享年41岁。川岛芳子最终由亲友收尸，火化后的骨灰由中日双方亲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就此告一段落。
就在川岛芳子执行死刑的次日，《北平日报》等报纸便联合发表了记者们写给国民政府司法部的抗议书，对监狱方面遮遮掩掩的奇怪举动提出了质疑：“川岛芳子一向以男装短发著称，但为何死者的头发却长得能够盘绕在脖子上？”川岛芳子死亡之谜一时之间成了街头巷尾众说纷纭的话题。当时经历川岛芳子判决以至枪决的记者许杏林，就对川岛芳子枪决时候拒绝记者采访以及死后尸体面目全非表示疑问。而根据国民党当局司法文献“河北监察使署函覆调查公文”显示，川岛芳子于1948年3月25日被以汉奸罪名执行枪决，枪决后陈尸监外，任人拍照，且由检察官三次覆验，没有所谓贿买他人替死一事。替死传闻系“乖违事实之虚构”。公文内容提到：“汉奸犯金璧辉为国际知名之女间谍……全体法警与多数新闻记者暨社会人士无不认识，不惟无人敢李代桃僵，且众目睽睽，又奚容移花接木，况于执行之后，陈尸监外，任人参观拍照……”，“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始将尸体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云云。
川岛芳子陈尸现场
到了2006年，长春女画家张钰向人道出了另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她说有一位1978年才因病去世的“方姥”，她就是化名的川岛芳子。按照张钰的说法，1948年末的一天，张钰的姥爷段连祥家迎来了3个神秘客人，其中的中年妇女就是川岛芳子。从那以后，川岛芳子就在段连祥的安排下，定居于长春城郊的新立城。在川岛芳子落难时，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曾经想办法营救她。川岛芳子的亲哥哥金宪立后来回忆说：“当时进驻北平的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夫人，有清王室的血缘，我决定通过这层关系来营救芳子。”据说孙夫人提出在行刑的时候，可用替身换下芳子的生命，但需拿出100根金条疏通关节。难道爱新觉罗家族当时还具备这样的实力？也许这笔交易真的做成了？与川岛芳子同为皇族的爱新觉罗·德崇，在提及“方姥”事件时，却说这件事情在爱新觉罗家族早已是公开的秘密。1955年，他曾看到过川岛芳子。当时她去他（德崇）家。他的父亲说：“璧辉来了。”因为家族中人从来不称呼她川岛芳子，而是金璧辉。2009年3月，张钰随团到日本进行访问活动。2009年3月8日，中方研究者回国，张钰一人留在日本东京，会见了川岛芳子的生前密友李香兰(山口淑子)。根据研究者提供的书面材料，2009年3月12日18时，张钰来到李香兰住处。这场会见李香兰事先要求不能超过15分钟。双方见面后，张钰谈起“方姥”的生活习惯，并介绍了“方姥”的住房、茶室布置等细节。听完这些介绍，李香兰连声说：“是哥哥！”，而李香兰对川岛芳子的称呼一向为“哥哥”。谈话中在场日本记者问李香兰：“方姥会是川岛芳子吗？”，李香兰则回答：“没别的可能性了。”对于川岛芳子有没有逃脱死刑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息。有些问题就连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无法解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川岛芳子在1948年刑场上的一声枪响之后，就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才子间谍 （黄浚、黄晟事件）
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春天，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陈寅恪先生诗毕还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陈寅恪先生不因人废言，是客观评价《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学术价值并推重之的第一人。黄浚是何许人也？为何一个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地青睐有加？
黄浚，字秋岳，号哲维（又号壶舟），室名“花随人圣庵”，1884年（一说1891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一书香世家，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黄浚自幼随外祖父读书，四岁识字，七岁能诗，九岁便可悬腕临摹大字，自幼就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年少聪慧颇受同乡父执长辈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人的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曾任梁启超的秘书。黄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也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民国初年，黄浚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精通日语。回国后他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北京政府垮台后得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而被调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主任秘书。1932年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后，对熟悉日本情况的黄浚更是刮目相看，聘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平步青云使得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更兼之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的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得以写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如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文史知识，悉心搜集的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材料详实、论述完备，实称上品。时人赞之“援引广博，论断精确”。1937年8月26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周，黄秋岳却被当局以叛国罪明令处决，是抗战期间最早被处决的汉奸。“乱世佳人还作贼”，正是陈寅恪对黄浚的人生结局发出的一声沉重的叹息。黄浚被处决时系国民政府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此为仅次于秘书长之要职。此案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制造“八·一三”事变后，随即派兵向上海大举进攻。中国守军被迫进行自卫，于是淞沪会战打响了。8月下旬，会战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候，正是抗战初期一个重要阶段。收到日军大规模出兵增援上海日本租借的情报，使蒋介石在南京坐立不安。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召集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委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会议决定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即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我军则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阻塞、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目的是：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西上进攻我国首都南京；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当时这是最重要的国防军事机密，除蒋、汪、白、何以及国防委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任何人都不知情。但就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停泊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像是商量好了似的纷纷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下游逃跑。它们当中的大部分成功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情报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13日晚即打电话给驻军扬州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命令他们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空军按命令执行了，但是为时已晚：除了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被击伤俘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已逃入黄浦江中，因为当时江上有中立国英国、美国的船只行驶，按有关条约规定，为了避免误伤，不能继续轰炸。中国方面“先声夺人”的企图彻底落空。
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训话，墙上画像
中留长胡子的人物为国民党主席林森
冯玉祥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和领导察哈尔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张治中将军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曾奉命率国民党第五路军在上海抗战。“八.·一三”之前任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后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侵华日军认为冯、张二将军是坚决抗日的，必须杀掉。因此，要求日本驻中国的情报机构及时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达到暗杀目的。淞沪抗战之初，冯玉祥的司令部先驻无锡，后移至苏州。1937年8 月16日，他决定赴南翔前线视察和鼓舞士气。冯与随行人员乘车刚出司令部，敌机即来袭击。他们只好分头躲避，藏身树下。敌机飞离后，再驱车前进。甫出街，敌机又至，冯等被迫避在路边一所茅屋里。敌机在附近投弹十余枚，认为已达目的后始飞去。冯等趁硝烟弥漫之际，命司机驾车冒险前进。但行不多远，敌机又再度“光临”，他们急忙下车到瓜田里暂避。下午返苏州途中又有六架敌机来袭，他们再避于树下。但敌机久久盘旋不去，似有所察觉。8月24日，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湾最前线的地区视察和指挥。他的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敌机数架，在汽车上空来往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敌机走后，他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才跑出了二里多路，敌机又来“光顾”。他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对传令兵说什么，抢了自行车骑上就走。张治中安全到达江湾第八十七师师部后，其下属均认为这是汉奸向日军提供了情报的结果。
白崇禧将军当时是中国军委会的副总参谋长，日本人认为他也是其侵略中国的巨大障碍之一，因此也必杀之而后快。1937年8月23日，白奉蒋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干，住在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饭店中。当天中午，上海的有关代表人物刚要举行宴会为他接风时，突然几架日机飞临先施公司上空扫射轰炸，一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炸弹巨响，声闻数里，附近一带的商店门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购物者死伤近千人。汉奸们认为白崇禧一定“命归西天”了，但他仍然活着：因为事先白崇禧已得到了情报，说有人要趁宴会之际杀害他。所以宴会前十几分钟，他便匆匆地从先施公司后门溜走了。白崇禧回到南京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下令各部队长官严防汉奸捣乱。8月25日晚上，蒋介石在会议上宣布：明天亲自去上海前沿阵地视察。8月26日当天，蒋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侍卫长钱大钧等陪同，乘车由南京到了南翔前线。一路平安无事，当夜返回时，他临时想乘来时的车到苏州看望宋美龄：原来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汽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0英里。因路面大都被破坏，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正巧又有一只轮胎损坏，汽车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蒋介石的部下建议改乘火车比较安全，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当火车快到苏州站时，突然来了十几架日本飞机向火车轮番轰炸。苏州是去不成了，蒋介石又决定返回上海。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下，蒋介石同意乘坐当时中立的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赴沪。然而次日，蒋介石一觉醒来变了卦 — 因为他觉得坐着外国人的车子去前线视察有失国体和领袖尊严。出人意料的是，在车顶覆盖有巨幅英国国旗的许阁森座车竟在无锡被日本飞机扫射轰炸了！汽车被炸翻，许阁森受了重伤。显然，蒋介石的行踪这一最高机密被泄露了！蒋介石震怒之余下令“南京警备区外事组”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起彻查，务必破案。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头目戴笠即命手下人搜集所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者及其亲友的材料。经逐一研究，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主任黄浚被认为最为可疑，在外交部工作的其子黄晟也被列入监视对象。但最后破案、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手下的“特警二队”。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还不能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以下简称“侦黄小组”）开展工作。“侦黄小组”首先对黄浚进行侦察。原来黄浚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期间，曾结识了一些主张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北京政府垮台后，他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不久得到了院长汪精卫的信任，被汪精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留学日本回国后，他又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父子俩臭味相投，早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由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中国特工部门从前竟没注意此事。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乃“中国通”，深有汉学根底。为刺探国民政府机密，须磨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并以钱财收买其子，秘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
黄浚既然是个主要嫌疑犯，只要注意他和须磨之间的联系就是了。但奇怪的是中日开战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自一人到南京市著名的风景区玄武湖畔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折好塞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扮成游客的朝鲜人走来取走糖纸。“侦黄小组”摸清规律后，趁黄浚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夹在糖纸里面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方有命令，军校事件（详见下文）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当时，跟踪黄晟的特工发现他常去汤山温泉军政部俱乐部跳舞，便偷拍下他和女舞伴的照片。上海情报部门送来的日本间谍档案显示，那个和黄晟跳舞的所谓“女招待”廖雅权竟然是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在又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后，跟踪特工发现，黄浚改变招数派自己的司机去和日本人打交道。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南京闹市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司机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里面大有文章。后来“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特务。他有时也与黄浚之子黄晟在这里直接碰头。才子汉奸黄浚终于浮出水面。
在这里必须要交代一个人和一件事：南云造子和军校事件。虽然名义上前面提到的须磨是这个以黄浚为首，打入国民党内核心的日本间谍组织首脑，实际上这个间谍组织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却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神秘的女间谍南云造子。南云造子1909年出生于上海，深受其父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浸染，13岁被送到日本一所特工学校，师从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除学习日本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1926年，南云造子17岁时从间谍学校毕业并马上被派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活动。1929年，土肥原贤二为了充分发挥她的作用，派她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入中国首都南京，伺机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以窃取军事机密。1937年7月中旬，南云造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混在难民中秘密潜入南京。南云造子来到南京后化名廖雅权，在汤山温泉招待所当起了服务员。汤山离南京市区约30公里，是一个极佳的休闲去处。国民党当局在汤山建了游泳池，办了一个温泉招待所，军政大员趋之若鹜，经常在此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瞄上了这个地点，所以派南云造子打入其内部。南云造子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国军军官，不费劲就窃得了好几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其中一份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作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位的设置、炮兵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接下来南云造子很快就以美艳的外表钓到了一条大鱼 — 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黄浚正当壮年是个好色之徒，经常来汤山温泉招待所消遣。他第一次见到南云造子就被对方迷住了。南云造子弄清黄浚的真实身份后也主动投怀送抱。双方各有所需，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如胶似漆。不知不觉中，黄浚向南云造子透露了好多内部情况，最后他本人及其儿子都被发展成为日本间谍。黄氏父子利用各种机会为南云造子收集情报，并扩大其间谍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都先后有人被拉下水，形成一个组织庞大的间谍网。国民党方面的一些重大机密因此接连被窃。正所谓“色胆包天”，以上说法比其它资料里提及的须磨完全靠老同学关系拖黄浚下水要来的可信，光凭同学之谊不可能让黄浚甘心冒如此大的风险充当日本间谍。当时日方很可能是色诱、金钱加套交情三管齐下。发展黄浚父子，建立间谍组织使南云造子成为和川岛芳子齐名的“帝国之花”。但真正让她在日军内部名声大噪的还是下面即将要提到的“军校事件”。
南云造子军装照
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学期都会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由蒋介石向该校师生和在场的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按惯例这天蒋介石必到场训话。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介石光临，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发现一辆外来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不一会儿，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其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负责会场保安的惠济马上派人通知蒋介石推迟进入会场的时间，最后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车里人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这辆车正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负责人一听先是一惊，思考后对宪兵带队官命令：此事要严格保密，没公布事件真相前，你们知道此情况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据说事后保安人员曾想抓住那两个身份不明的男子，那两名男子拒捕被击毙，从其身上搜出了两把无声手枪和几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经调查得知，这是由南云造子于幕后策划的一起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未遂事件。
言归正传，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仍需要确定礼帽里面确实夹着情报。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鬼”，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肇事者眨眼间便不见了。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但刚走几步，疼痛难忍又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其中一人要求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对“警察”说了好些道谢的话。“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那里去了。须磨此后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对此，“侦黄小组”又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成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虽然狡猾，但并没看出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特工人员按照既定方案，化装成各种身份，陆续进入预定位置。深夜11点时，黄浚家中楼上手电光闪烁三次，这是事先被策反的黄家女佣人莲花发出的信号：黄浚一伙已聚集在内。不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以送交特快邮件为名，叩开大门。众多特工突然蜂拥而入，直扑小客厅：“都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同时国民党特务还逮捕了伪装成中国人的南云造子，只有须磨本人因拥有外交豁免权得以幸免。就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一网打尽了。
黄浚父子被逮捕后对汉奸行为供认不讳，南云造子亦供出黄浚将情报交由黄晟再转交她的情况。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公开枪决。据说当时蒋介石亲笔签署了死刑判决书。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当时国民党当局未将南云造子处死，将其判了无期徒刑，然后把她关进了老虎桥中央监狱。可是没过多久，南云造子竟然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神秘失踪了。原来，狡猾的南云造子又故伎重演，以美色勾引一名狱卒，并许以各种好处。这个狱卒是个利欲熏心之徒，私自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大笔金钱之后，他们里应外合帮助南云造子成功越狱。因身份已经暴露，国统区她是不敢去了，就潜往上海租界区继续进行间谍活动。戴笠接到南云造子逃跑的报告后气急败坏，马上把行动股长找来，成立专门刺杀小组，严令见到南云造子格杀勿论。行动股长立即布置有关人员，从南京一路追踪到上海，可南云造子在上海租界潜伏不出，国民党军统特工只好慢慢等待时机。谁知这一等就是4年半的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云造子在上海日军特务机关任特一科科长，经常进入英、法租界，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以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也是由她一手扶植起来的。国民政府情报部门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暗杀行动，都因她太狡猾而未得手。1942年4月的一个夜晚，南云造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终于在法租界霞飞路（今上海淮海中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趁身穿中式旗袍的南云造子下车走向店门之际，三名军统特工冲上去手枪齐发，南云造子身中三弹，当即瘫倒在台阶上。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卒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走笔到此，事实清楚论据扎实，处决黄浚事件绝不是冤假错案，那么又如何却被Fish当做谜案来写呢？这个谜其实是后来被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原来黄浚似乎不喜欢照相，别说档案照，连与别人的合影都很少。黄浚到底长什么模样？这成了很多历史爱好者十分关心的问题。话说2014年9月30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一间出租屋内，有个中国人正满腹牢骚地坐在电脑前，上网查寻资料。这个人正是Fish本人。关于黄浚《才子间谍》案的文字稿已经基本排好，只缺少一张黄浚的照片。本以为这是件手到擒来的事，没想到为了完成任务，我已经在电脑前枯坐了一整个上午。为什么非得要找出黄浚的照片来不可呢？首先，黄浚的原籍是福建省候官县人（1913年闽县和侯官县合并，改称闽候县。一些文献因此称黄浚籍贯为闽候县，Fish注）。而Fish本姓陈，虽然是出生成长在江苏省南京市，籍贯填的却是福建省长乐市（县级市）。长乐和候官是毗邻的两个县。长乐陈氏和候官黄氏都曾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可是黄浚、黄晟父子因间谍案伏法，候官黄氏从此绝后。看在祖上是同乡的一点香火之情面上Fish才决定要在文章里配上黄浚的照片。另外，我读了描写该案件的众多版本，发现基本上不是没有黄浚的照片，就是配的照片张冠李戴，错的离谱。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岂能坐视不管？说Fish闹倔脾气也好，说我有历史责任感也罢，反正这回我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到底这张照片有多难找呢？首先，如果在网上搜索“黄浚”这个名字，现在中国国内叫这个名字的就有上千人，如果加入“汉奸”和“日本间谍”来限制搜索范围，搜索出来的图又都是错的。不信？下面这张图就是这样搜索出来的。照片里这位帅哥是汉奸不错，可惜他不是黄浚，而是年轻时候的汪精卫。
接下来这张就更离谱了。本来Fish看文字与照片匹配，又是发表在正式报刊网站上的，以为终于大功告成了。几乎就要拿这张照片配我的博文了，可是总觉得图中这一位有点眼熟，他好像也不是黄浚。只好再确认一下，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原来这张照片里的人物是戴季陶。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蒋介石与戴季陶是结拜好友，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同赁一室。戴有一位日本护士女友重松金子，重松与蒋、戴二人均过从甚密，重松为戴生下一子，后来过继给蒋，由蒋的侧室姚冶诚抚养，即为蒋纬国。称蒋介石为“父亲”，称戴季陶为“亲爸”。戴季陶又是怎么变成黄浚的呢？原来这篇描写黄浚间谍案的文章登载在2013年10月3日的《深圳晚报》上的时候，并没有配图片。在转成网上电子稿的时候，有人竟然将旁边《人物简介》里面的戴季陶照片错塞到写黄浚事件的那篇文章里面去了，戴季陶倘若九泉有知，肯定会大呼冤枉的。
2013年10月3日《深圳晚报》原来版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搜不到，我不得不改变搜索方向。首先，既然输入黄浚这个名字无法得到正确图片，只得改用黄浚的字秋岳，把名字改成黄秋岳再次投入搜索。其次，黄浚所处那个时代的文人有附庸风雅的通病。黄浚既然号称是个才子，想来亦不例外。所以在搜索中添加入诗文戏曲等关键词用以缩小范围。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竟然让我在一个纪念梅兰芳的专题网站《话说“梅党”》里面发现黄浚竟然是梅兰芳的好友小圈子，即所谓“梅党”的成员之一。梅兰芳的回忆文章里面也提及黄秋岳就是黄浚。文中既写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剧本就是倚仗着黄秋岳掰开揉碎的讲戏，才把虞姬的性格刻画得丝丝入扣。黄秋岳还为梅办理文案，以黄之才做梅的文书，实是大材小用，这也正好说明身为“梅党”人物，黄对梅关爱之深。文中没有提到黄浚最后的下场，只记录了他的生卒年月，死亡年份正是1937年。Fish终于如愿以偿，在下面的这张合影里面看到了黄浚的真实模样。至此，黄浚长相之谜终于被本人破解了。《剑走偏锋：抗日战争拾遗》系列博文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梅兰芳在无量大人胡同寓所与“梅党”挚友合影
（左起：李释戡、黄秋岳、赵叔雍、梅兰芳、齐如山、罗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