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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12日，意大利北部亚平宁山脉当中的“帝王台”平原一派祥和景象：这座巨大的山地平原因为神圣罗马帝王腓特烈二世曾设营驻扎而得名。Fish个人认为应该翻译成“皇帝营”才对。时值夏末，古代城堡废墟边牧人赶着牛羊；隔着白色的圣母小教堂，平原一侧有座红砖砌成的堡垒式建筑。它就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帝王台旅馆”。现在天气温暖不是滑雪季节，旅馆的生意相对清淡。一位神秘的旅客正隔着窗户观赏景色，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却又一副愁眉苦脸，活像是受医生之命前来呼吸高山空气的肺病患者。如果读者曾见过他上台执政时的威风场面，一定很难相信此人就是意大利前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1943年7月9日深夜英美盟军突然在西西里岛登陆，一周后成功占领岛首府巴勒莫。当时盟军虚张声势对罗马进行了空袭，实际上要到9月3日盟军才能够聚集力量对意大利本土发起入侵。7月25日执政的法西斯党在威尼斯宫召开紧急会议。主持人迪诺·格兰迪议长突然提议要求首相墨索里尼辞职！出乎墨索里尼意料之外，他一手建立的法西斯党当中有19人同意、8人反对、1票弃权，格兰迪决议被通过了！投赞成票的议员当中竟然包括自己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墨索里尼完全被这个打击搞晕了。次日他如同梦游一般前往皇宫向意大利国王正式宣布辞职。谁知道艾纽曼三世根本没有接见他，而是派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将军向他宣布：“尊敬的领袖，国王已经接受了格兰迪决议。作为您的继任者，为了您的安全我决定立刻安排您离开罗马避难！”于是墨索里尼不仅失去了执政权还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完全麻木地任凭摆布，先后被送到意大利南部海域的蓬扎、拉马达莱娜两座岛屿，然后又北上亚平宁山区，被关入“帝王台旅馆”软禁起来。
执政时期威风八面的墨索里尼
DFS230滑翔机
FI156“怪鸟”飞机
巴多格里奥将军上台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墨索里尼秘密送走，第二件事就得向纳粹德国解释：领袖墨索里尼“由于健康原因”下野，自己临时代理首相，法西斯意大利仍旧是德国的坚实盟友！9月8日盟国方面故意泄露意大利已经于5天前开始和盟军谈判退出战争的消息。希特勒也许疯狂但绝对不傻，德军立刻从北向南入侵意大利，拿下罗马并推进到“古斯塔夫防线”。（见第13篇）此时墨索里尼根本不知道包括他自己所在的旅馆在内，半个意大利已经落入纳粹德国手里。这天他和往常一样隔着窗户望呆，却突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几个黑点：飞机！先是10架带着纳粹标志的DFS230滑翔机在山地平原上降落，然后两架有发动机的FI156“怪鸟”飞机也强行降落下来。墨索里尼如同再次陷入了梦境，他木然地看着德国兵从飞机里奔出，直扑自己所在的旅馆。经过一阵喧哗混乱，有个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脸上带着吓人伤疤的德国军官出现在自己房间里。他双脚并拢行了纳粹举手礼：“尊敬的领袖，我奉元首之命前来解救您！”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墨索里尼兴奋地回答：“我就知道朋友们不会忘记我！”早在墨索里尼下台的当天希特勒就命令帝国保安总局开始制定营救这位法西斯领袖的“橡树”行动（德语Unternehmen Eiche）计划。本书第4篇中集里曾经提到在帝国保安处扩充为保安总局并接手指挥A机构（行政）和B机构（管理）之后，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曾将很多非雅利安人（但没有犹太人）律师、工程师以及科学家破格安排进党卫队，直接促成了党卫队力量的壮大。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奥托·斯科尔泽尼（Otto Skorzeny）的奥地利外籍工程师。据说他因为提议使用运输机运载特种部队进行突袭战而得到同为奥地利人的帝国保安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事迹见第4篇）赏识。先将其调到海外谍报部门，然后直接加入了新成立的空降特种部队。
奥托·斯科尔泽尼
应该承认舒伦堡指挥的海外谍报部在“橡树”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先是墨索里尼的女儿艾达·齐亚诺在父亲被押离拉马达莱娜岛时得到消息并向德国人写了求救信。然后帝国保安总局一路追踪到“帝王台旅馆”。为了确定目标位置舒伦堡还派出了一位间谍假冒医生去旅馆看护肺病患者。尽管“橡树”行动计划是由空降猎兵司令斯图登特制定的，但具体执行的时候却被斯科尔泽尼抢尽风头。按照原计划只有冯·贝勒普斯（von Berlepsch）中尉率领82名空降猎兵发起营救，但本该在后方指挥支援的奥托·斯科尔泽尼却坚持再带26名党卫军亲自参加行动。要说斯科尔泽尼确实有些手段：在空降伞兵成功包围“帝王台旅馆”后他搭乘“怪鸟”飞机迫降，身边还带着一位名叫费尔南多·索莱蒂的意大利将军（隶属警察部队）。他让这位将军向驻守旅馆的200名意大利卡宾枪手喊话，威胁他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把下山的通道全部封锁，迫使他们一枪不发缴械投降。整个行动当中双方损失低得惊人：据说斯科尔泽尼亲自开枪击毙了意大利指挥官Pasqualino Vitocco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 — 他们躲在房间里试图向罗马当局发出警报。一说这两人只被手榴弹击伤都没有死。而德军方面因为一架滑翔机降落时坠毁只造成10人轻伤！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斯科尔泽尼走进旅馆向墨索里尼宣布他被解救的那一幕，然后这位奥地利人寸步不离地陪同墨索里尼乘“怪鸟”飞机离开“帝王台”。抢走了空降猎兵功劳和媒体特写镜头的斯科尔泽尼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绰号“欧洲最危险的人”。就连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承认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
墨索里尼先被安排住进维也纳帝国旅馆，沿途受到英雄式欢迎。9月14日他和希特勒在贝希斯特加登官邸会面握手言欢。
被营救的墨索里尼
（身穿西装戴礼帽者）
1943年9月15日，复出的墨索里尼宣布在意大利北部小城萨罗（Salo）建立新的法西斯政权，史称“萨罗共和国”。1944年1月11日东山再起的墨索里尼秋后算帐，将包括女婿齐亚诺在内的6位投过自己反对票的法西斯内阁成员逮捕枪决。其实这些人当中地位最高者还不是齐亚诺，而是78岁的前殖民部长、黑衫军总司令埃米利奥·迪博诺（Emilio di Bono）陆军元帅。连这位和墨索里尼共同缔造法西斯党的元老都背叛了，可见尽管有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撑腰，墨索里尼的萨罗政权注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和很多现代人想像的正好相反，随着盟军在欧洲大陆成功登陆并投入反攻，希特勒对德国军队的控制反而得到了加强。同时党卫军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了超越宪兵的政治督战队。（德军本身设有宪兵部队）德意志国防军是具有优良传统的军事组织。1813年总参谋部成立之初就规定总参谋长在与更高级军官、政客作出重大军事决定时有权保留反对意见并越级向更上级（首相、总统或皇帝）申诉。早在1939年冬天希特勒就剥夺了总参谋部的战略反对权。将其规定为总参谋部必须服从总司令的绝对权威。不过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并非职业军人出身的元首本人会一步步取代总司令的位置。纳粹的陆军总司令部（OKH）与最高统帅部（OKW）虽然缩写只差一个字母，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OKH只是国防军单一兵种陆军的总指挥机关，理论上由陆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和总参谋部共同管理。希特勒如何趁末代总司令勃劳希契辞职夺取OKH的东线指挥权在本书9.1番外篇上集里已经详细阐述过了。而OKW负责处理海陆空三大军种的协调、政治与行政事务，一般由三军司令和更上级政客协调指挥。其地位远远高于OKH。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反而成了希特勒控制OKW的最佳借口。
希特勒和OKW高级成员
可以说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至少德国还没有陷入两线作战，OKW还有一些自由指挥权。随着盟军登陆成功到纳粹从法国全面撤军，OKW已经完全受到元首及党卫军的控制 — 借口是国防军里部有叛徒和盟军暗中勾结。到二战后期（从诺曼底登陆算起）希特勒坐镇东普鲁士的狼穴（德语Wolfsschanze）直接通过OKW指挥西线的战斗；东线则被丢给留守占领区的OKH — 严格来它说仍由元首遥控也没有太大自主权。按照《失去的胜利》这本回忆录，东线德军部分将领曾经试图劝说希特勒放弃遥控指挥。这个所谓“兵谏事件”经过大概是这样的。至1943年底纳粹德军在东线南部拥有两个主力兵团。在乌克兰曼施泰因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下辖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第8集团军主力。共计43个步兵师、15个装甲师和7个装甲护卫师。在更东南面的克里木半岛至第聂伯河弯曲部，克莱斯勒上将指挥的A集团军群下辖霍利德特的第6集团军、第17集团军还有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共计为8个德国步兵师和10个轴心国同盟师（包括6个罗马尼亚师）。曼施泰因向总参谋长蔡茨勒建议在南部收缩兵力。A集团军群最好撤出克里木，至少把第17集团军调给南方集团军巩固侧翼。而南方集团军的指挥部也应该从文尼察向西后撤至利沃夫。这个建议得到克莱斯勒的全力支持。A集团军群不仅在瓦图京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科涅夫乌克兰第2方面军装甲洪流前节节败退，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内斯库也不断要求罗马尼亚部队一定得从克里木半岛抽身走人。希特勒搞不明白德军有这么多部队为啥还要撤退？他完全忽视在东线的德军战斗单位已经严重缩编。每个装甲师勉强相当于原来的一个旅；步兵师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团！
曼施泰因（左）
克莱斯勒（右）
朱可夫元帅曾经批评科涅夫在60英里宽的狭窄正面发动进攻。讽刺的是与之对抗的第10装甲护卫师只有3千7百人防线却宽达10英里；纳粹第2伞兵师只剩3千2百人却要扼守13英里宽的正面！如此松散的防线不被苏军突破反倒奇怪了。1944年1月4日施曼泰因飞往东普鲁士劝说元首放弃克里木半岛。希特勒仍旧坚持如果撤离会对土耳其、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据说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曼施泰因大胆建议希特勒将东线指挥权移交给一位职业军人（没说是谁？）！同年1月下旬曼施泰因发动突袭封闭40英里宽的战线缺口，迫使乌克兰第1方面军后退了20英里。但苏军很快就恢复攻击势态从德军两翼包抄上来。1944年3月19日曼施泰因和和同年2月晋升元帅的克莱斯勒被同时招到巴伐利亚的上萨尔斯堡。元首让他们长途奔波只不过是要确定他们仍旧忠于自己！3月30日曼施泰因在利沃夫指挥部吃惊地听到元首的“秃鹫”型专机马上就要在附近降落的消息。更让他吃惊的是在飞机上还坐着愁眉苦脸的克莱斯勒！原来在3月26日克莱斯勒向元首报告他不得不将所属部队从布格河防线西撤至罗马尼亚境内。导致希特勒被迫接受事实，紧急召见“撤退专家”胡贝将军（事迹见第10篇上集）商议A集团军群通过海路南撤的计划。此时曼施泰因建议克莱斯勒向西朝利沃夫经陆路突围。他还于3月25日飞往贝格霍夫别墅求见希特勒力劝元首收回成命。以上一切终于触及了希特勒的容忍底线。后者遂派党卫军乘元首专机将曼施泰因和克莱斯勒径直带回上萨尔斯堡。他们俩的指挥权被解除后都没有得到新任命，直到二战结束都处于退休闲置状态。罪名是指挥失利导致德军不战自溃。上述两个集团军群则分别由“更靠得住的”莫德尔和舍纳尔上将代理指挥。
曼施泰因在野战
机场迎接希特勒
摄于1943年3月10日
在1944年7月20日德国贵族军官团差点儿暗杀掉希特勒。这次流产政变以“瓦尔基里”行动之名流传后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参与“瓦尔基里”行动的那些主谋在1933年3月纳粹政权合法上台执政时大部分已经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可以说他们是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决定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凡事都有一个衍化过程。就拿这个盟军起名为“黑色乐队”的反纳粹组织发展历史来说：1938年2月4日“勃伦堡-弗里奇事件”（见第7篇下集）发生由勃劳希契代理陆军总司令后，这年夏天发生“苏台德危机”，一场战争行将爆发。当时的国防军虽弱还是相当自由的，希特勒的政治渗透要等到二战爆发才开始。勃劳希契召集军官们开会讨论德军入侵捷克的计划，与会者大多持反对态度。于是这位陆军总司令于7月29日让战争办公厅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路德维克·贝克将军（Ludwig
Beck）起草了一份反对开战的备忘录。当众宣读无人反对，集体签名后提交给希特勒。可以说这是促成“黑色乐队”建立的正式纲领，也是它公开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序幕。有人据此认为希特勒迫于军方压力转而通过1938年9月《慕尼黑协议》和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希特勒被这个备忘录搞得相当恼火。众怒难犯他没法惩罚所有人，却很快将贝克将军撤职调离国防部
— 据说当时陆军和元首有过秘密交易，将贝克外派去当集团军司令。日后正是这位贝克将军成为“黑色乐队”的灵魂人物。德国贵族军官团的反战活动也随之由公开转入地下。顺便一提，贝克将军还是曼施泰因元帅加入陆军总参谋部时的导师呢！1939年9月4日，也就是英法对德宣战的次日，英国的张伯伦首相发表过一个很著名的广播演说。其主题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英国）并不是向德国人民作战。因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并无恶感（仇恨）。我们所要打倒的仅是一个暴政（纳粹）及其独裁者。”换而言之，如果德国人民发动革命，里应外合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英国将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最优厚的条件。这已经暗示纳粹德国内部的反战主义者将被英国视为同盟。
路德维克·贝克将军
1938年8月18日，本以为还能保留军职的贝克将军辞职退休
— 布劳希契虽然抵制党卫军和纳粹党渗透国防军后来还公开反对入侵法国和苏联，但他仍旧认为希特勒在德国的独裁统治是必要的。1939年秋季贝克将军展开地下活动。他联系了哈尔德将军（总参谋长）、经济部长亚尔玛·沙赫特（贝克的父亲是位实业家）以及卡尔·戈尔德勒（律师兼政客，见下文）等人试图先建立一个希特勒下台后代替其掌权的“三驾马车式”新政府结构。实际上只有戈尔德勒明确表示赞成。另两个人对贝克的提议不置可否。1940年1至2月之间贝克和戈尔德勒花了很多时间与反纳粹组织成员冯·维茨勒本元帅（见下文）商讨推翻希特勒、扫除党卫军与建立（善后）摄政委员会的细节，但英国方面对此毫无反应。在波兰亡国至法国投降之间的那段时间，贝克还曾向梵蒂冈教廷派出一位叫约瑟夫·缪勒的秘密特使。虽然教皇庇护12世只是居中牵线搭桥，英国好歹曾派出一位名叫佛朗西斯·奥斯本的特使进行过回访。但随着张伯伦首相下台“黑色乐队”和英国的外交联系就中断了
— 但是两者之间仍存在情报交流。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首相就任后对两院议员致词：“我们的目标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这被认为其政治生涯当中罕见的病句。就算是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希特勒本人也会指出，胜利只是追求达到和平这一目的的手段罢了。反倒是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一年评论盟国要求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时曾说过：“若对希特勒及其党羽与德国人民不加以区别对待，那才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就像《7月29日备忘录》里无意中提到的那样：“非常时期需要非常行动！”贝克将军无疑是最早策划刺杀希特勒的德国人之一。（其它案例见本篇下集）毕竟要通过暗杀除掉希特勒的话，德国人内部的“第五纵队”要比使用外国刺客方便得多。1943年贝克将军曾两次试图用炸弹刺杀希特勒。这两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恰巧由同一个人负责：中央集团军参谋部的冯·特雷斯科上校（von Tresckow）。第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13日。这天希特勒计划去东线慰问将士并在前线指挥部与军官们共进午餐。对食物下毒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对此早有防备（见本篇下集）。特雷斯科上校的副官冯·谢本道夫中尉（von Schlbrendorff）想了一个计策：将装有定时炸弹的木箱伪装成酒送上元首专机！为了保密这个爆炸装置完全由特雷斯科上校亲手安装。雷管和定时装置是英国货。为了不发出声音它没有钟表计时，而是利用硫酸的腐蚀性在20分钟内烧断金属丝激发撞针引爆。在午餐桌上特雷斯科上校特地请求元首的副官勃兰特中校帮个忙：将他打赌输掉的两瓶干邑白兰地带回柏林交给某人。后者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是个狡猾的计策：为了安全当时希特勒来往东线战区时不仅有战斗机护航，而且由2架一模一样的元首专机组队同飞，地面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希特勒会乘坐其中哪一架。但按照规定勃兰特中校会和元首乘同一架专机。特雷斯科上校和副官在食堂盥洗室里完成了炸弹设定
— 将撞针筒刺入炸弹挤破硫酸滴管进入倒计时。预计元首专机将在返回柏林途中于基辅上空爆炸。元首一行登机起飞后这两位军官焦急地守在收音机边等待广播。谁知道却盼来了元首安全抵达柏林的消息！特雷斯科上校不得不再派人赶回柏林截住勃兰特中校用另一个酒箱换回那枚失效的炸弹。
冯·特雷斯科上校
第二次炸弹袭击发生在第一次行动失败8天之后。这次地点换成了柏林。因为希特勒要参加一年一度的阵亡军人纪念活动，上次失效的炸弹再次派上了用场。按照惯例元首将在菩提树大街下车，然后与戈林等纳粹高官步入国防部庭院坐好，在军乐伴奏下对阵亡将士默哀数分钟。然后再步行前往国防部展厅观赏纳粹军队在东线缴获的战利品
— 主要是苏联红军的旗帜、军服以及武器样品。为展览充当临时导游的格斯多夫上校（von Gersdoff）是“黑色乐队”的成员，他主动向特雷斯科上校提出执行自杀式爆破任务。原计划格斯多夫将两枚炸弹藏在双手袖口里当场引爆。但由于要行纳粹举手礼格斯多夫只能在左边衣袖单独安置一枚炸弹。从窗户看到元首车队到达庭院里音乐声响起，那边格斯多夫上校连忙冲进盥洗室整理仪容 — 其实是安好炸弹。格斯多夫将引爆时间设在20分钟最低限度，10分钟后希特勒如常在戈林、希姆莱等人簇拥下进入国防部二楼展厅。导游“热心”地为来客讲解，努力靠近元首，等待着10分钟后那致命的时刻……谁知道意外发生了：一位将军把格斯多夫拉到旁边，小声告诉他元首今天的日程安排太忙，只能在展览厅呆5分钟！结果格斯多夫失望地目送希特勒一行匆忙离去，然后再次跑进盥洗室拆除炸弹终止倒计时！写到这里Fish不由得想起美国影片《生死时速》里面反派主角的一段台词：“炸弹的宿命就是爆炸开来。这是谁都拦不住的！”正所谓事不过三，这枚英国生产的炸弹最终在“瓦尔基里”行动中成功引爆，震惊了整个世界。顺便一提，为“黑色乐队”提供炸弹原料的人正好是克莱斯勒元帅的侄子！
克莱斯勒元帅的侄子
爱德华·冯·克莱斯勒
作为二战期间德国最大的反纳粹政变，整个“瓦尔基里”行动的过程是经过精心准备和伪装的。极为讽刺的是从一开始希特勒就知道该计划的存在。只不过最初的“瓦尔基里”行动是为1941年底新成立的后备军特设的一套行动纲领。因为两线作战党卫军奔赴前线与国防军并肩作战，纳粹政权开始忧虑后方防御的空虚。于是除了不断加强“国土防空军”对抗盟军的空袭轰炸，“总体战”开始后纳粹将预备役军人抽调编组为后备军。名义上后备军是国防军、党卫军的兵源储备
— 这点和以前的冲锋队类似，但实际上是希特勒将国防军排除在后方要点防御之外的一项政治措施。因为媒体渲染被后世误会为“黑色乐队”元老骨干或者职业杀手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中校其实是这个地下反纳粹组织的后进新人。1943年8月冯·特雷斯科上校于两次暗杀失败后才与他接触。一开始贵族出身的天主教徒施道芬堡反对采取暗杀手段。但意识到这样做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后施道芬堡伯爵决定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通过暗杀达到目的，人民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继续）无所作为，我们就背叛了自己的良心！”1943年11月施道芬堡伯爵组织了他的首次暗杀行动。按惯例每年这个时期希特勒都会去东普鲁士“狼穴”指挥部参观德军冬季制服的新设计改动。于是“黑色乐队”派军需部的阿克塞·冯·布舍（Axel von Bussche）男爵到现场用配枪刺杀元首。不幸的是11月16日从柏林出发运输制服样品的火车遭到英国空军轰炸焚毁，布舍负伤导致行动被迫取消。施道芬堡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组织暗杀活动的同时还利用自己在后备军组织任总参谋长的便利将“瓦尔基里”计划内容改头换面，变成希特勒死后推翻纳粹政权的兵变计划！例如原计划中假设德军后方发生奴工暴动，由后备军出动镇压的部分被修改为一旦希特勒死亡，后备军有权控制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等政治组织。为了修改“瓦尔基里”计划原稿，施道芬堡的妻子艾瑞卡（Erika）和女秘书奥文（Oven）分工合作，戴着手套通宵打字。如同事先预测的那样，公务繁忙的希特勒根本没有仔细阅读“瓦尔基里”计划里的新内容就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上签了名！
冯·施道芬堡伯爵
摄于1939年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伯爵（Claus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出生于巴伐利亚州耶廷根。在家中四个孩子里面排名第三。父亲出身于德国最古老的天主教徒家庭，母亲则是新教徒。1926年活泼好动的施道芬堡加入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17骑兵团。1930年他去柏林接受现代摩化战术训练，差一点成为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的副官。1940年侵法战争中他是第7装甲师的一名中尉。1942年在东线参加侵苏战争的施道芬堡因为反对在国防军中设立纳粹党组织而被调到北非。1943年4月7日施道芬堡上尉在北非梅佐纳附近遭遇盟军空袭身受重伤：他失去了左眼、右手腕以下部分和左手的两根手指。为此他离开北非前往慕尼黑住院治疗达3个月之久，碰巧躲过了“非洲军团”覆灭那一劫。此人生性乐观：4月14日他收到金色伤残勋章时甚至还和妻子开玩笑说：“以前有那么多手指时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加入暗杀密谋后施道芬堡很快取代冯·特雷斯科上校成为地下组织的骨干主力。很显然施道芬堡相信亲自动手才能达到目的。1944年7月20日他奉命前往东普鲁士“狼穴”指挥部参加军事会议。这天早上的一系列变化确实证明由施道芬堡亲自出马的必要性。首先由于希特勒要在下午接见墨索里尼，会议提前半个小时于中午12点开始。然后因为那天东普鲁士的室外气温高达30摄氏度以上，地下防空掩体又在维修增厚顶板，会议临时改在露天的木质营房“施佩尔小屋”举行。现代很多人认为如果会议是按惯例在地下水泥掩体进行那么内部爆炸将会造成钢筋水泥碎片横飞的“第二次杀伤”，如果掩体顶部坍塌更会把与会者全部活埋。
改变历史的瞬间
图左人物为施道芬堡
这些变化也为施道芬堡提供了很好的借口。那间小木屋虽然有门窗但为了保密并没有打开，会议室里密不透风暑气逼人。当他发现自己的出场时间排在会议开始半小时以后，立刻开始计算最短的引爆时间为20分钟。会议开始10分钟后施道芬堡借口要去盥洗室“凉快一下”离场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他把副官维尔纳·冯·哈夫滕带离会场在外面望风，将自己反锁在厕所里面开始安装两枚炸弹的引信。这时缺少一只手导致施道芬堡动作迟钝，但他事先进行过训练：先用嘴咬住引信，将1公斤可塑炸药包摆好位置后再单手插入弄破硫酸滴管。尽管如此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不知哪位马屁精派守卫来厕所催促施道芬堡提前进会场准备发言！施道芬堡只来得及将安装好的一枚炸弹装入公文包带入会场，临走他用眼神示意哈夫滕副官赶紧进厕所将另一枚炸弹藏好。没有把两个炸弹一起装好被认为是施道芬堡最大的失误。第一次退出会场后施道芬堡又为第二次离场寻找借口。眼看还有不到10分钟炸弹就要起爆，希特勒仍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东线战况。施道芬堡先是不停地看表，然后向站在身边的勃兰特副官（怎么又是他？）小声请求：他有一个紧急电话要打到柏林去，自己双手残废带着公文包太不方便，能不能把它暂时放到桌子下面？这可谓整个暗杀行动的亮点所在：施道芬堡不仅再次成功离场还得到允许把炸弹留下！施道芬堡匆忙离场后并没有去会议室隔壁的电话房，而是直奔室外坐进哈夫滕副官驾驶的汽车，点燃一支烟开始最后的倒数计时！美中不足的是施道芬堡离开后勃兰特上校突然担心摆在桌下的公文包可能会把元首绊倒，自作主张地将炸弹移到了橡木会议桌腿的另一边（见下面电影截图）……
影视作品还原的会议现场
勃兰特正低头察看公文包
电影片断：勃兰特将炸弹
移到实心桌腿的另一侧
实际的爆炸现场简图
蓝色圆圈为希特勒
红色为当场被炸死者
鲁道夫·施蒙特将军
12点30分炸弹准时起爆。爆炸造成4人当场死亡，加上后来两名重伤者死亡人数达到6名。10人受伤，而攻击目标希特勒本人只受了轻伤！死者为君特·科尔登空军上将（纳粹空军联络官）、卡尔·博登沙茨空军上将（代表戈林元帅出席会议）、海因茨·勃兰特上校（参谋部副官，就是他移动了炸弹）、海因里希·贝格尔（坐在会议桌对面的速记员）以及海因里希·伯格曼中校（希特勒的另一位副官，重伤至残。1945年4月5日死于医院）。死者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鲁道夫·施蒙特将军（陆军人事主管，希特勒的第一副官），事发时他正好站在炸弹对面位置。被炸导致他双目失明和全身严重烧伤，延至当年10月1日不治身亡。请注意上面影视作品里还原的会议现场有误：其实希特勒当时是站在背靠出口木门那边（背对镜头）而不是在靠窗的那一侧。室外施道芬堡镇定地确认炸弹爆炸并有人体残肢飞出窗外（那是勃兰特上校的一条腿！）才命令副官开车离去。虽然在撤离“狼穴”去机场途中他们被党卫军守卫拦截盘查两次，由于现场一片混乱还是被挥手放行了。7月20日下午3点半施道芬堡搭乘的He111轰炸机到达柏林机场。这位暗杀使者发现柏林并没有按原计划由后备军戒严控制！大约又花了一个小时施道芬堡匆忙赶到原定的政变指挥部 — 后备军司令部所在地本德勒大厦（Bendleblock）。施道芬堡找到负责启动柏林兵变的两位上校，追查询问后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就在爆炸发生后的几分钟内，Erich Fellgiebel上校按“瓦尔基里”行动计划切断了“狼穴”与外部的通讯联络。谁知道作为最高级指挥部OKW另有一套完全独立的通讯系统仍在运作。搞笑的是设在柏林的OKW秘密电台离本德勒大厦只隔着一个街区！屋漏偏逢连夜雨，“瓦尔基里”计划里一个小漏洞又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OKW的秘密通讯电台
后备军总司令
费德里克·弗洛姆
按照“瓦尔基里”行动纲领，整个兵变行动要由后备军总司令签字批准才能启动。可惜后备军总司令费德里克·弗洛姆（Fredrich Fromm）并非一位意志坚定的人。弗洛姆将军带头违反通讯管制打电话到“狼穴”去确认希特勒的生死。接电话的人恰巧是希特勒身边的“办事员”威廉·凯特尔元帅。这就引发了一个历史谜案。到达柏林后施道芬堡几乎逢人便说：“希特勒死了！我亲眼看见他被抬出来！”而凯特尔的证词则完全相反：“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我从小木屋里跑出来，逢人就问元首在哪里？然后我看见了希特勒。他的耳朵向外流血，裤腿被爆炸撕破，身上还带着火苗。正靠在一棵树上喘息着。”后来OKW电台将这一长段证词简化为：“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暗杀）；但元首仍然活着！”向全纳粹德国播放。得知希特勒未死后弗洛姆将军拒绝在启动兵变的命令上签字。两位上校被迫缴了这位总司令的枪，把他关进办公室并切断了那根惹祸的电话线。弗洛姆将军被软禁时情绪激动高声叫嚷：“他还活着！希特勒还活着！”Fish 估计施道芬堡得知兵变推迟近3个小时的原因后差点儿吐血！这几位校级军官只好向更高级的政变参与者求助。首先赶到本德勒大厦的是最高级别的军官：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元帅（Erwin von Witzleben）。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元帅也坚信暗杀已经失败。维茨勒本元帅把施道芬堡痛骂一通，在指出暗杀行动的种种失误后这位军界元老放弃指挥驱车返回自己位于柏林郊外Zozzen地区的庄园。次日盖世太保毫不费劲地在此将其逮捕归案。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1942年短期担任驻法德军总司令后维茨勒本元帅已经转入预备役。这位失去兵权的光杆司令早已没有了当年指挥德军从阿登森林入侵法国时的威风锐气。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左）
乔治·冯·库彻勒尔（右）
“黑色乐队”成员并非一帮有勇无谋之辈。举事前他们还联系过东线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乔治·冯·库彻勒尔元帅（Georg von Küchler）但遭到断然拒绝。历史爱好者认为作为李勃元帅的继任者，冯·库彻勒尔指挥的是当时德军在东线保存最完整的精锐部队。即使库彻勒尔元帅只是保持中立袖手旁观“瓦尔基里”行动的成功率也能因此倍增！希特勒一贯强调军官的忠诚可靠远比指挥能力重要，至少在选择冯·库彻勒尔元帅这件个例上元首是对的。另外在本篇下文中我们还会在看到另外两位重量级纳粹德军元帅和他们的悲惨结局。就在维茨勒本元帅发怒离去后不久，“黑色乐队”的精神领袖贝克将军匆忙赶来了。施道芬堡对贝克将军赌咒发誓希特勒已经被炸死；而“元首仍然活着”的说法是“可耻的谎言”。也许贝克将军的耳根子比较软，又或者正如冯·特雷斯科上校分析的那样：“我们的组织业已暴露。政变必须立刻开始，希特勒死亡与否已经不重要了！”贝克将军接受了希特勒已死的假设，去办公室劝说弗洛姆将军发布兵变命令。身为贝克的老部下弗洛姆将军最后勉强同意了。（一说贝克伪造了弗洛姆的签名）推迟了3个小时之久的“瓦尔基里”行动终于开始！政变原始计划是后备军先在柏林全城戒严，按照名单逮捕城里的1200名纳粹高官和党卫队高级成员。然后再将政变扩大至整个纳粹德国。最终目的是组成新政府和西线的英美盟军单独讲和，再回过头来和东线苏军决一雌雄。问题又来了：由于“瓦尔基里”的通讯等级被设为“绝密”，参与兵变者只能使用专门的电传打字机发布命令。当时在柏林市内约有30台这种电传打字机，但整个本德勒大厦只有4位值班打字员懂得使用！这直接导致整个行动命令的发布一路持续到当天夜晚。
保尔·冯·哈斯将军（左）
奥托·恩斯特·雷莫（右）
傍晚时分，在办公室焦急等待的“黑色乐队”成员们终于收到了迟到的第一批命令。后备军在柏林的负责人冯·哈斯将军（Paul von Hase）立刻下令奥托·雷莫少校（Otto Ernst Remer）带队去郊外逮捕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早就等得不耐烦的雷莫少校跳上满载步兵的卡车，杀气腾腾地直奔宣传部大楼。按理说哈斯让曾在东线表现英勇荣获金质“德国十字”勋章的雷莫去对付一位跛足的矮小文官那完全是手到擒来。谁知道这次逮捕行动却成了整个兵变的转折点。夜幕降临之际雷莫少校带兵包围了宣传部大楼，把门口守卫缴械后闯入顶层的部长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戈培尔博士很镇定地站在办公桌后面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在雷莫少校出示逮捕令后戈培尔请求打个电话。雷莫误以为他是要向家人道别就同意了。谁知道电话接通后戈培尔举起话筒示意少校来接听！雷莫迟疑了一下便接过了话筒。电线那边传来一个全纳粹德国都熟悉的声音：“你能认出我的声音么？”雷莫少校吓得颤抖了一下，本能地双腿并拢高喊：“希特勒万岁！”
……接下来雷莫少校立刻调转枪口配合党卫军回城搜捕叛乱份子。更不可思议的是根据纳粹记录，当天晚上戈培尔竟然邀请哈斯将军共进晚餐。盖世太保就在饭桌上逮捕了那位心存侥幸的倒霉将军！随着雷莫少校为首的前线部队倒戈整个“瓦尔基里”行动迅速走向崩溃。在7月21日凌晨党卫军包围本德勒大厦前夕，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被部下从办公室营救出来。他立刻下令逮捕后备军总参谋长施道芬堡还有贝克将军。纳粹宣传称雷莫的部队和施道芬堡等人在大厦走廊上爆发枪战，结果施道芬堡肩部受伤被俘。为图自保杀人灭口，弗洛姆将军匆忙组织了一个临时军事法庭。
保存至今的本德勒大厦
奥托·斯科尔泽尼
率人占领本德勒大厦
施道芬堡等4人很快就以试图暗杀元首的罪名被带到大楼外由10人组成的行刑队面前。枪决在凌晨1点左右被执行。就像电影里演绎的那样，忠诚的哈夫腾副官在枪响的那一瞬间扑向前去为施道芬堡挡子弹。在楼上隔窗观看行刑的弗洛姆将军忍不住闭上了眼睛……1944年7月20日的那个深夜，贝克被弗洛姆将军逮捕时请求保留自己的手枪。大约就在冯·施道芬堡等人被拉出楼外去枪毙的同时，已经到达一楼门厅的贝克将军拔枪自尽，但只重伤了自己。弗洛姆将军的部下对他的后颈开枪补射，帮他如愿躲避了盖世太保的逮捕与严刑逼供。弗洛姆将军下令将贝克和施道芬堡等人一起埋葬在大厦附近某个秘密地点。很快党卫军赶来包围了本德勒大厦，弗洛姆将军下令放弃抵抗投降。天亮以后“欧洲最危险的人”
奥托·斯科尔泽尼带着党卫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后备军司令部。1944年7月21日纳粹党就暗杀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有趣的是这次元首本人坐在观众席上旁听，主持会议发表演讲的是一个特殊人物：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这也是邓尼茨元帅第一次在公开广播当中代表元首发言。史称“海军元首事务会议”。作为“瓦尔基里”事件的后续，大量逮捕和审判工作随即展开。就在同一天下午，得知计谋败露后两次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冯·特雷斯科上校来到一座常有苏军狙击手出没的小树林“散步”。他希望能遇到一发了结自己的子弹。可惜未能如愿。最后他无奈地掏出了私藏的手榴弹。一声沉闷的爆炸过后，一切又归于寂静……临别时特雷斯科上校交给副官谢本道夫中尉一段遗言并请求后者将信寄回家里：“目前全世界将会反对我们，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当一个人获得道德情操之后，就应该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它。”
海军元首事务会议现场
暗杀现场爆炸后的惨状
墨索里尼参观爆炸现场
摄于暗杀发生当天
戈林参观爆炸现场
摄于暗杀发生次日
既然本书是私房版，Fish少不得要添写一部分自己的独家观点。首先Fish试图揭开那个历史谜团：为何事后施道芬堡一口咬定希特勒死了而凯特尔元帅的证词与之完全相反？让我们先把事发当天爆炸以后的情况梳理分析一下。根据纳粹政府公布的官方资料，爆炸只让希特勒受到轻微伤害。他的头发被烧焦，耳膜被震破，还有一只手臂有擦伤。那个实心的橡木桌腿挡住了大部分的爆炸冲击波，但希特勒的裤腿仍被撕成碎条。医生从元首的双腿肌肉里拔出将近2百个橡木碎片。问题是就在暗杀发生的当天下午希特勒仍旧按原定计划接见了来访的墨索里尼。他还亲自带领后者参观了爆炸发生现场。时间大概是暗杀发生后仅一个小时。Fish不禁怀疑：一个55岁的中老年人双腿被木刺击伤大量出血后怎么还能陪伴外宾返回现场并站立走动？请注意施道芬堡一再强调他看见希特勒被人从现场抬出来。Fish个人认为希特勒当时被冲击波震倒昏迷了一段时间，所以导致施道芬堡误判他已经死亡。以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即便很快苏醒过来也会暂时失去行走能力— 医生没有说明他拔刺要花多少时间。为了尽快安定人心纳粹党很可能动用了一位事先在“狼穴”待命的元首替身。只要外貌类似又保持距离墨索里尼是无法辨别真伪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间接证据。双腿负伤的希特勒那两天似乎特别活跃。爆炸密谋案发生的次日元首又去医院探望伤员。下面那张照片里的希特勒脸上毫无双腿不胜负荷的苦楚，倒是面对被炸破相的伤员时忍不住将眼睛移到一边去了。上述照片里的希特勒很可能是位冒牌货！7月21日希特勒虽然在医院公开亮相，却没有在同一天的“海军元首事务会议”上发言。有可能是替身的嗓音与真身不同，有人怕一开口就露馅啦。
某位副官展示
希特勒的裤子
事发次日希特勒
去医院慰问伤员
事发后雷莫少校
接受宣传部采访
还有7月20日雷莫少校在戈培尔办公室接的那个电话。假设希特勒当时才从昏迷当中苏醒，雷莫听到的应该是一种沙哑虚弱的声音。而他听到的却是神气活现的元首讲话！Fish大胆假设戈培尔在确定希特勒未死后立刻请来了一位代替希特勒发言的广播演员
— 也就是所谓“声替”— 让他把雷莫耍得团团转。就算希特勒真的死了戈培尔照样可以靠这一招成功粉碎兵变！希特勒并没有忘记论功行赏：因为提议和苏联休战讲和而被元首长期冷落的戈培尔很快重获信任。事发次日奥托·雷莫少校就被直接提升为上校。后备军成为党卫军的附属组织，由希姆莱兼任后备军总司令。根据邓尼茨元帅主持的“海军元首事务会议”记录，“瓦尔基里”事件后盖世太保至少逮捕审讯了7千人。其中4980人被“人民法庭”判定有罪并执行死刑。在长长的死刑名单上列有200名纳粹政府官员，其中包括1位元帅、19名将军、26位上校；1名部长、2位大使、3个国务秘书（相当于美国的国务卿）和7位外交官。还有数位省长、区长和地区秩序警察局长。在很多人眼里“人民法庭”审判长罗兰·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就是个疯子。在审讯过程中他情绪失控，不断高声咒骂叫喊，老是打断被告的叙述。为了留下完整审讯记录纳粹党只得将一些被告带到宣传部录音棚里重录供词！前面说过处决名单很长，在这里Fish只能挑选几位典型人物详细来写。承认暗杀失败后完全自我放弃的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元帅可谓是最合作的被告，从开庭受审到1944年8月8日被绞刑处决他一路配合到底。以至于戈培尔想把以其为主角的80分钟纪录片剪辑后公映！（其中20分钟为绞刑过程）但最后被元首以“会对人民产生不良影响”否决掉了！大概是出于某种补偿，冯·维茨勒本元帅的绞刑过程纪录片在宣传部神秘失踪了。
人民法庭开幕仪式
背靠希特勒头像者为
审判长罗兰·弗莱斯勒
赫尔穆斯·斯提耶夫将军
正在“人民法庭”受审
并非所有抵抗组织成员都是软骨头。赫尔穆斯·斯提耶夫将军（Hellmuth
Stieff）就是一位硬汉子。正是他要求瓦格纳将军以自己的名义安排了施道芬堡中校用来往返柏林和东普鲁士的那架He111轰炸机。7月20日上午他甚至亲自陪同施道芬堡带着炸弹飞往东普鲁士！事发当晚返回柏林后他很快被盖世太保逮捕。但不管如何严刑逼供斯提耶夫将军都拒绝提供任何同谋者的姓名！照片显示1944年8月7日斯提耶夫将军被“人民法庭”判处有罪，他于次日被执行绞刑。诸位且看他的腰板挺得有多直！从纳粹角度来看，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Wihelm Canaris）之死完全是罪有应得。此人的公开身份是二战期间纳粹海军情报局（简称Abwehr）的主管。据说他和“黑色乐队”主脑贝克将军私交甚密。本来海军情报局就是个毁誉参半的谍报组织。1941年4月的克里特岛空降战役之前Abwehr严重误判了英军在岛上的守卫兵力（见6.1番外篇）。这被后世视为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故意为之。在“巴巴罗萨”行动准备阶段正是它四处散布英国挑唆德国与苏联关系的谣言。导致斯大林在开战当天的命令里出现了“不要受到挑衅”的词句。其实卡纳里斯的最大历史成就是这样的：1944年3月盖世太保把英国在法国的情报网一锅端掉了，当时纳粹破获了一条重要情报。如果英国BBC广播电台在听众点播节目里播放以“秋风乍起”为开头的法语诗句，就是预先通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盟军将在2周之内在法国海岸登陆。就在诺曼底登陆前夕纳粹海军情报局真的截获了“秋风乍起”诗句广播。身为主管的卡纳里斯不仅禁止部下上报还下令销毁了监听记录。此举间接促成了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当时具体负责不上报的下级官员因为在“瓦尔基里”行动前夕被调至东线服役而逃过一劫。直到战后卡纳里斯上将的功劳才被曝光。
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左）
汉斯·保尔·奥斯特上校（右）
写到这里Fish有些怀疑：BBC的广播全欧洲都能收到，纳粹谍报组织又不只海军情报局一家，就算捂住不上报也是纸包不住火。Fish个人支持另一种说法：卡纳里斯上将通过双重间谍“嘉宝间谍网”（见第10篇上集）向盟军发出警告，及时取消了所谓“秋风乍起”这个预备暗号。“瓦尔基里”事件后不仅卡纳里斯上将被捕投入达豪集中营（后被枪决），海军情报局所有成员均受到盖世太保的询问审查。纳粹宣传部甚至不负责任地称Abwehr为“盟国间谍的巢穴”。其实该组织的1万3千名成员当中只有大约50人是“黑色乐队”成员。顺便一提，连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角军火商辛德勒当时也是领取海军情报局津贴的外围成员！所幸他和党卫军关系良好，调查阶段顺利过关逃过此劫。另一位“黑色乐队”的核心成员是汉斯·保尔·奥斯特上校（Hans Paul Oster）。他可以说是该反纳粹组织内部鱼龙混杂的最佳代表。奥斯特上校不仅是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其内部保皇派的代表。早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他就建议发动兵变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不过他的理想是建立以德国皇太子奥古斯特·威廉为首的王室新政府并且反对采取暗杀手段。为此“瓦尔基里”事件后前皇太子奥古斯特·威廉也被拘留审查。好在他确实并不知情所以成为少数被“人民法庭”判决无罪释放的幸运者之一。真正因为奥斯特上校被捕受牵连的是早已经被罢官免职的“老骑兵”
赫普纳将军。（见9.1番外篇）有人翻旧帐发现1938年“苏台德危机”期间指挥一个轻型装甲师的赫普纳曾和奥斯特上校密谋在柏林发动兵变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结果赫普纳将军被判有罪于1944年8月8日被执行枪决。奥斯特上校则于1945年4月9日在集中营里被绞死。
身穿便服的赫普纳将军
在“人民法庭”受审
被误传为后备军司令
弗洛姆将军受审的照片
卡尔·戈尔德勒
接下来这张照片被不少网站误传为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到庭听审。图中咬牙切齿一脸不甘心的人物其实是参与“瓦尔基里”行动的最高级文官
— 纳粹农业部长卡尔·温特泽（Carl Wentzel）。还请各位莫要小看了农业在纳粹德国的地位：1919年希姆莱决定放弃贵族身份下乡开养鸡场正是因为他读了李查德·沃尔特·达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纳粹理论家，1933年6月至1944年4月任纳粹食品与农业部长）写的农业主题小说《热血与土地》。另一位被捕著名文官是卡尔·戈尔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一位著名律师。他的公开身份是纳粹政府议员。很多建立善后委员会的计划是由他草拟的。德高望重的戈尔德勒于1945年2月2日被秘密枪决。Fish觉得“瓦尔基里”事件的善后处理其实和1934年夏的“长刀之夜”类似，最后演变成了纳粹党内讧铲除异己的一次政治清洗运动。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第48装甲军曾经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德军在东线的唯一预备队。当时的军长海姆中将被迫将打残了的部队后撤结果被撤职逮捕入狱。（见9.1番外篇）几乎同时被军事法庭逮捕监禁的还有一位名人：参加过空降占领荷兰的冯·施波内克上校。（von Sponeck，见6.1番外篇）他的罪名也是违反元首禁止撤退的命令率领手下伞兵逃离东线战场。有趣的是时隔数年这位在押的囚徒竟然也被“人民法庭”认定与“瓦尔基里”事件有关并被判处枪决！此外在被处决名单里面Fish还发现了一个特殊例子。在密谋参与者当中至少有3位是神甫，其中两人和其他被告一样被判处绞刑。偏偏有一位名叫约瑟夫·缪勒（Joseph Mueller）的神甫，其死法相当独特：他被单独判处用断头台执行死刑。
死法奇特的缪勒神甫
冯·施蒂普纳格将军
更加离谱的是他的罪状。据说缪勒神甫为人风趣幽默，他四处传播一个政治笑话。其大意是某位纳粹伤兵临死前要求把希特勒和戈林的画像摆在自己病床两侧。然后他笑着说：“这就和耶稣基督一样了。我可以安心去死啦！”这是个和圣经有关的典故。据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负责看守的罗马兵为了羞辱耶稣，特地在他的十字架边树立了另两个十字架并在上面钉死了两名臭名昭著的罪犯。如果那个伤兵自比耶稣基督，那么该故事就是暗示希特勒和戈林两人都是罪犯了。凭如此拙劣的笑话就判处一位神甫死刑，这未免有点太过份了吧？现代已经很少有人认得冯·施蒂普纳格将军（Carl von Stulpnagel）。此人是纳粹巴黎驻军司令
— 事发当时法国首都仍被德军控制着。身为“黑色乐队”成员，这位将军虽然及时收到情报取消行动按兵不动，事后仍被盖世太保抓回柏林审问。途中施蒂普纳格将军试图自杀未遂。后世历史爱好者认为正是这位仁兄在受刑昏迷状态下提到了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名字！（一说是其副官冯·霍法克）1944年8月30日施蒂普纳格将军因叛国罪被判处绞刑并立即执行。据说后来盖世太保还发现了一本1944年5月由隆美尔签署的备忘录。里面同意参与“瓦尔基里”行动，条件是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由贝克将军出任总理，隆美尔则担任国防部长。不过隆美尔坚决反对暗杀希特勒。他希望新政府能够通过兵变逮捕元首并对其进行公开审判！获得罪证后希特勒担心将隆美尔这样的宣传偶像推上“人民法庭”会严重挫伤德国民心士气，于是决定给他一个私了机会。1944年10月7日在家休假养伤的隆美尔元帅接到凯特尔元帅的电话。他被告知立刻去柏林报到，但以伤势未愈拒绝了。其实1944年7月在法国前线遭遇空袭头部受伤的隆美尔当时已经基本康复了。10月11日这种电话邀请又重复了一次。10月14日希特勒派两位将军威廉·布格多夫和恩斯特·迈则尔带着证据登门举行秘密谈判。
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两位使者表示尽管隆美尔的背叛让希特勒很痛心元首还是决定私了。要么隆美尔去柏林公开受审，他和家人都会被投入集中营处死。要么隆美尔“自动消失”。他会得到国葬荣誉，家人也会领到政府定期抚恤金。经过几分钟考虑后隆美尔决定选择自杀。隆美尔谎称去柏林登上了来使的欧宝轿车并吞服了剧毒氢化物胶囊。约一小时后纳粹政府宣布伟大的隆美尔元帅因为心脏病突发死亡，终年52岁。10月18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为隆美尔元帅举行了国葬仪式。希特勒送的大花圈几乎堵住教堂大门。为了强调隆美尔至死忠于纳粹党，凯特尔元帅特意在葬礼上致辞：“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由于隆美尔少年时确实有过心脏病史，这个弥天大谎得以成功维持了很久。到1951年《沙漠之狐》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隆美尔元帅曾经参与过“瓦尔基里”行动的史实才被媒体首次公开。隆美尔受伤期间B集团军的代理指挥官是原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克鲁格元帅。（Günther von Kluge）在“瓦尔基里”行动的准备阶段冯·特雷斯科上校曾亲自动员克鲁格加入密谋。冯·克鲁格的答复是：“可以！只要那头猪（指希特勒）死了就行！”现代认为同样是因为暗杀希特勒失败导致克鲁格最终放弃了兵变行动。其实克鲁格根本就没有得到关于暗杀行动的任何消息。恰巧就在7月20日事发当天由于遭遇空袭克鲁格的车载电台被毁，导致这位B集团军司令与西线总司令部之间有12小时失去联络。有人就此向希特勒进谗言称克鲁格当时是在和西线盟军谈判停火投降！8月15日冯·克鲁格接到命令把军队指挥权移交给莫德尔元帅返回柏林OKW总部开会。1944年8月19日冯·克鲁格在返回柏林途中服毒自杀了，终年61岁。
冯·克鲁格
弗兰兹·哈尔德
人们在他的汽车里找到了遗书。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格的遗书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其主要内容是恳求希特勒停止纳粹党对国防军的政治渗透与思想控制。把浪费在不断政治斗争上的精力用在打仗上面。要知道即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那种危急关头希特勒仍旧召集高级军官讨论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信的结尾冯·克鲁格写到：“现在是将广大德国民众从难以言表的苦难与恐怖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希特勒阅信后将它交给了陆军部长约德尔，表示这就是克鲁格罪有应得的证据。尽管为了抹杀自己参与“瓦尔基里”行动而翻脸对同伙大开杀戒并参与镇压活动，“人民法庭”仍旧认定弗洛姆将军知情不报应该被处死。1945年3月12日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被执行枪决，他的遗言是：“我至死都是服从命令的优秀军人！”这和他在整个“瓦尔基里”行动中的表现一样充满矛盾：有人甚至怀疑在事发当天他就已经疯了！众多被告当中比较幸运的是前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上将（Franz Halder）。此公因为在入侵苏联期间总是和希特勒唱反调而在国防军内部出了名。尽管“人民法庭”找不到足够定罪的证据，哈尔德上将仍被一些纳粹党狂热份子私自投入了达豪集中营！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之后哈尔德上将名义上被无罪开释，但直到二战结束他还被党卫队私自扣押着。1945年5月4日这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参与“瓦尔基里”行动的陆军上将和一些真正的反纳粹密谋份子同时被美军解救出狱。但很快哈尔德上将再次因为战争罪行在战俘营呆了两年。1950年代哈尔德将军复出担任西德政府军事顾问，后于1972年4月2日病逝于巴伐利亚。
本集最后还有一个历史谜题与读者分享。上面那张施道芬堡与希特勒同时在场的《改变历史的瞬间》拍摄于1944年7月15日，也就是“瓦尔基里”行动前5天。那次施道芬堡也带着炸弹去出席会议，却被要求中止暗杀行动。据说是接到维茨勒本元帅或者贝克将军的命令。因为那天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也出席了会议，他们担心如果连希姆莱都被炸死会导致后备军与党卫军火并，德国从此陷入全面内战。Fish的假设更加大胆：希姆莱很可能全程参与了“瓦尔基里”行动！首先兵变发生当晚希姆莱等党卫队高官像事先得到通知那样纷纷离开柏林。留在城里的几位纳粹部长除了戈培尔都是政变参与者！而号称精锐的党卫军在3个多小时之内按兵不动，等到确定希特勒未死才开始平叛！次日凌晨党卫军占领后备军司令部后希姆莱还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让部下软硬兼施地从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那里问出了贝克将军和施道芬堡等人的埋尸地点。希姆莱让人把这些尸体挖出来焚毁，将骨灰撒入柏林污水处理中心。与其说希姆莱是在夸张地表达他对兵变叛徒的刻骨仇恨，倒不如说他害怕贝克、施道芬堡身上还留有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要证实以上假设必需找到海军情报局藏在柏林郊外的所谓Zozzen文件。据说它包括“瓦尔基里”纲领副本、贝克将军（一说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私人日记等珍贵资料。后备军被党卫军收编后海军情报局也被帝国保安总局兼并。最有趣的是这些文件最后的保管者很可能就是希姆莱或者他的得力助手：帝国保安总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未完待续）
（第11篇上集完，敬请关注下集 回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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