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edi 21 janvier 2023

剑走偏锋:抗日战争拾遗(2)


 

第二章 ●英雄篇■

 

  英雄的定义,可谓变幻莫测,层出不穷。Fish校对自己作文时使用的第十版《新华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1. 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而有功绩的人。2. 英武过人的人。”本人是文言文爱好者,相对于现代字典词条,我更喜欢古文里面的解释:“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也就是说,所谓“英雄”,首先是普通人。要成为英雄,必须对自我有深刻的反省与了解,明白自身先天的长处和弱点所在。再凭借后天的磨练,或者机缘巧合,发展优势,超越缺陷,达到更高的境界。套用哲学上的一句话:“所谓英雄,不过是芸芸众生在历史长河,人生道路上偶尔绽放的一道灿烂光辉,偶然被别人看见、记录并颂扬罢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哪种解释,都有它的道理。英雄和凡人都是血肉之躯,区别在于思想境界和行为作风。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抗战时期产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唱到:“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期间中涌现出的英雄之多,可谓世界之最。如果要像美国人纪念越战阵亡军人那样,建立纪念墙并在墙体上刻下清晰完整的姓名,恐怕这堵中国抗战纪念墙真的要有北京八达岭长城那样长了。中国现存的抗日英雄纪念碑主要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也是这个道理。

 

  无名英雄之所以难以写文章缅怀纪念,因为他们只留下了英雄事迹,却无法得出更多个人身份背景。给Fish留下印象的有两个典型例子:其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某位日本商人为了投资来中国考察。他选了中国某地一个非常偏僻的乡下作为目的地。在当地公务人员陪同下,日本老人激动地四处查看。通过翻译一问之下,他原来是个侵华日军的老兵,这次来是想在有生之年回到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一次。这个过去的日本兵指着一片树林说道,当年有两个中国姑娘,很年轻,很斯文,看起来好像还是学生,化妆跑到这里来刺探日军的情报。日本人发现并且逮捕了她们,把两个人绑在这林子里的大树上严刑拷打,希望反过来能从她们口中得到中国军队的情报。两个女孩子坚决不泄露任何情报,被活活折磨死了,连姓名都没能问出来。日本人还问呢,这两个女人是你们中国抗日的英雄,怎么没给立个纪念碑?陪同的中国官员根本没听说过这回事,脸色变得很难;日本人来当地投资的事也就此告吹了。其二是日军侵华攻占南京之前,在郊区与中国国民党精锐部队爆发了激战。一辆中国军队的轻型坦克在战斗中被打断了履带,没法动弹。因为日军包围上来,车上两个坦克兵无法出来修理,又舍不得弃车而逃,只能拼命用车上的机枪对敌扫射(当时中方的轻型坦克主要是从德国、意大利一类的欧洲国家进口的,没有安装火炮,主要武器就是机枪,Fish注)。日军耐着性子,准备等中国人打光子弹再上去,连人带车全俘虏下来。可是车上的两个中国兵打完了子弹,不管对方怎么喊话,就是不肯出来投降。日军没别的办法,只得找到坦克上的瞭望孔,把手榴弹投进去,连人带车都炸毁了。和上述的两男两女一样,抗日战争当中大多数牺牲的英雄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如果要一一追查出来,恐怕要成立特殊的学术门类,而且可能非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完成。篇幅所限,Fish只能在有名的抗日英烈抽取下面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人们对抗日英雄的事迹存在着一些误解,需要仔细剖析,还原真相。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能够給历史爱好者们留下一些感叹,于愿足矣。

 


侵华日军为中国军人修建墓地

 

1.  赵一曼遗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于1905年10月27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母亲兰明福。她父亲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人看病为业。母亲兰明福,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李家共生六女三男,赵一曼排行第七,上有1个哥哥、5个姐姐,下有1个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女儿。1913年8岁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1918年13岁时,父亲去世,由封建思想严重的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赵一曼于“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选择了离家出走。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赵一曼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赵一曼遗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命到东北,在沈阳的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1933年,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运动。1934年春,赵一曼改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1935年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亲自上阵,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1935年11月,在与敌作战中,为掩护战友,赵一曼女士面对大量前来“讨伐”的日军。把生留给别人,自己毅然在大部队突围后,仅率领几个人殿后。在激烈的枪战中,赵一曼的手腕中弹负伤。在寒冷的夜里,她和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转移到山岭下的一家农舍。几天后,日伪军的密探发现了赵一曼藏身的地方。讨伐队包围了破败的农舍。面对着围困和喊话,她并不应答,用受伤的手腕举枪对着敌人的声音回击。赵一曼身边的人一个个相继倒下了,讨伐队的子弹打断了她左腿的骨头(一说为右腿),赵一曼女士倒在雪地里,于昏迷中被俘。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

 

  牛车把赵一曼女士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大野泰治(时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牛车上抬下的赵一曼失血过多,濒于死亡。据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第一次)我用马灯一照她,看到她满脸苍白,全是汗。她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她那仇恨的目光,竟然使我感到一阵颤抖,心里发凉。”虽然大野感到这个清瘦的女人已经命悬一线,但仍能感觉到在她身上弥漫着的大家闺秀的书卷气与军人冷峻的混合,发现她与别的女性有明显不同。也正因了此,大野泰治意识到自己捕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大野决计亲自审问垂死的赵一曼,他想在赵女士死亡之前,掏出有价值的东西。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就连夜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开始审讯赵一曼女士的时候,大野泰治不断地用鞭子把手捅赵一曼手腕上的枪伤伤口,而且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旋转着拧,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的创面,继而用皮鞋猛踢她的腹部、胸部和脸。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虽然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一共折腾了两个小时,大野没能在冷汗涔涔的赵一曼那里,获得任何有关抗联的情况。大野泰治第一次感到堂堂日本皇军的自尊受到一个中国弱女子的挑战。

 

  大野泰治从最初的骄横,到好言拉拢,乃至最后的疯狂折磨,用尽各种手段,却无法从这个他称为“了不起的人物”的弱女子口中得到任何情报。他不得不对赵一曼的人格由衷钦佩。日后无论是殴打、火烧还是电刑,都不能让赵一曼俯首就范。就在审讯赵一曼期间,有一次大野临时被派到新京受训。他临行前特意到监狱里看望赵一曼,突然恳请赵一曼女士为自己留字纪念,这是一个怎样的颠倒啊,难道是大野泰治良心发现了么?不,作为酷刑的实施者,他没有悲悯心和深切的忏悔,也许只是当时他内心深处萌生了一点对女英雄的崇拜。对别人施以酷刑者,自己内心深处也难免被残忍所折磨,而居然想在被迫害者那里得到一丝宽恕和抚慰。赵一曼写了律诗《滨江抒怀》送给了大野泰治,全诗为: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面对这样一首反满抗日诗歌,真不知当时身为日军头目的大野泰治心里作何感想?大野后来就一直保留着这页纸,活像对待一个圣物。日本战败后大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雇佣军,任太原绥靖公署炮兵集训团上校教官。国共内战后,于1950年12月12日被捕。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站起,对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日军为留下活口好取得情报,一度决定送赵一曼去伪满洲国重要城市哈尔滨的市立医院治伤。她却乘机晓以民族大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竟然争取到了负责看守的伪警察董宪勋和负责治伤的见习女护士韩勇义的同情。1936年6月上旬,董宪勋打听到日军打算在7月处决赵一曼,遂决定和韩勇义一起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韩勇义主动拿出自己的嫁妆,换取现金和药品。24日夜,三人计划完毕。于1936年6月28日夜间,趁着天降大雨,先是由董宪勋花钱雇了一辆白俄司机开的出租汽车,把韩护士和赵一曼从医院后门送到一家屠宰场,再换乘韩勇义事先准备的轿子把赵一曼抬到宾县荒山嘴子附近,最后三人换乘私家马车,一同逃离哈尔滨朝东奔向抗日游击区。次日早晨,日军发现赵一曼逃跑后,先是抓住了白俄司机,后来又找到了轿子铺的主人和轿夫,确定了赵一曼一行的大概出逃方向。日伪军马上乘车去追。途中路上的阿什河桥被前一天夜里的暴雨冲垮了。日本警察到附近的村庄征到几匹马,继续骑马绕道直追。第三天清晨,在距离游击区不到10公里处,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李家屯地方,赵一曼一行被日伪军追上逮捕,功败垂成。赵一曼女士再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董宪勋、韩勇义以及董宪勋的叔父董广政。

 


在医院疗伤的赵一曼

 

  赵一曼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寄希望于那些曾经令许多人发抖,许多人丧失意志的酷刑能在她身上产生作用。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用尽了各种酷刑,结果却可想而知:赵一曼仍旧严守机密,挫败了敌人的图谋。1936年8月2日 (农历六月十六),敌人最终将她押往珠河县枪决。日伪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面对死刑,她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时过境迁,在关于这位女英雄就义过程的描述上出现了某些错误。比如有文章称:“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伪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以上内容基本属实。赵一曼从被捕到走上刑场历经9个月的时日,即使但丁在《神曲》里描述的地狱,恐怕也没有那样恐怖。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有人认定到得最后时刻,她身上白骨外露,伤痕累累,基本上是被抬上刑场的,已经不具备书写能力。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人怀疑所谓赵一曼遗书/遗言的真伪。实际上,赵一曼当时不仅能写信,而且她向日伪军要纸笔留下的遗书不是一份而是内容不同的两封。其中先写的那封信的内容如下(原信为楷书,从右向左竖写):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第二封信内容为: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

 

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这两份遗书是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中,用日文照原样真实记录下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押送途中,她(赵一曼)虽然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惊慌,反而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写一封遗书,从押送的职员处借了笔和纸,前后两次,写了反满抗日遗书。”那么为什么会有内容不同的两封遗书呢?第一份遗言感情奔放,应该是赵一曼的真心话。可以想见,赵一曼希望这份遗言能转到儿子(小名宁儿,大名为陈掖贤)的手里,表达她作为母亲的遗憾和对儿子的期望。然而,她也清楚地意识到,首先看到这份遗言的将是杀害自己的敌人,这些残酷而暂时强大的敌人也许会拿着她的遗书,去寻找和迫害她的儿子,于是,她再次拿起笔,又写了一份与她被捕后编造的假口供一致的另一份遗书,看起来又好像是余言未尽有所补充。赵一曼至死都思维敏捷,日伪军不仅搞不清她遗言内容的真伪,甚至无法判断她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姓甚名谁。

 

  赵一曼被处决的时候,大野泰治因病回日本休假。尽管大野泰治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始终关注着这个抗日女英雄。甚至对于赵一曼牺牲前的每一个细节都极其留心。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大野路过哈尔滨,住在日军特务股长大黑的家里。大野问起赵一曼,大黑的一个同乡森口作沼(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对大野说:“赵一曼和周百学(又名周伯学,另一位抗日女英雄)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他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后坐载重汽车到专门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把他们押下来后,上级宪兵(大概是个准尉,我记不太清楚了)对他们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下来了。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她故意把儿子说成是女儿,以迷惑敌人,Fish注),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行刑队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中国共产党人倒下了,她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如果森口警副的回忆无误,除了遗书之外,赵一曼临刑还按照第一封信的内容,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哈尔滨人民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原伪满警察厅)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纪念馆右侧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走笔至此,关于赵一曼的故事本可以圆满结束了。可是,还有一段关于她的历史公案,不得不在此提一下。2008年菏泽学院中文系的石耿立教授因为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遮蔽与记忆:赵一曼》一文并于次年7月出版同名书籍,被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告上法院。起因是石教授在文章里面援引所谓《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1936年7月28日滨警司法密809号),声称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涩谷三郎厅长决定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电刑刑具。指示行刑的日本特务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文中描述了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电刑。其中7月27日上午对赵一曼女士身体受伤情况诊断的内容包括对其咽喉、乳头、乳房、会阴、阴道、泌尿器官和肛门等部分受伤害情况的详细描写。原告认为以上内容严重失实,涉嫌对赵一曼烈士的人格侮辱。其实这篇报告的内容石教授也是从别的书里转抄来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一篇名为《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受刑记》的网络文章。该文由匿名作者于2005年8月6日发表于中华网的网刊《中华文史周刊》。Fish有幸(其实是不幸)读过它的部分转载内容。这篇假托爱国主义的文章充满了对酷刑与虐待的露骨描述,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模仿日伪军报告口吻写的黄色小说。其实这篇文章的破绽很明显:当时哈尔滨所在的伪满洲国统一使用“康德”年号,日方则为“昭和”纪年,根本不可能在编写的正式报告当中使用公元纪年。英烈事迹,不容胡乱演义。希望各位朋友分清真伪,不要被误导了。

 

 

2.  杨靖宇死后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李家湾人。杨靖宇生于1905年2月13日,出生于大地主家庭。4岁丧父,与母亲、妹妹一起生活。1912年入私塾读书,1918年考入确山小学,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杨靖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故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4月,在确山领导农民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杨靖宇到达东北,化名“张贯一”,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组织煤矿工人进行反日运动。在组织运动中,杨靖宇曾被日本警察署抓捕入狱两次。在狱中,杨靖宇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被营救出狱,并出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随后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杨靖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并在罄石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后来简称“一 ·二六指示”),根据指示,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1933年9月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次年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它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随后又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一、第二军),在东边道(今吉林东部及辽东)几十个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他的基本部队有7000余人,还领导了一万人左右的统战关系部队,成为抗联武装中一支最大的主力军。

 

  为巩固其战略后方,侵华日军在1938年一年内将其驻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的兵力扩大了3倍以上,并以伪蒙军替换作战不积极的伪满军,加强对南满的“讨伐”力度。一些无党派的土匪武装经不住艰苦考验纷纷瓦解,杨靖宇率部突围进入长白山区建立密营,坚持战斗。日寇在诱降碰壁后,于1939年冬大雪封山时展开封锁和“讨伐”。面对强敌,杨靖宇决定分散突围,保存实力。他自己带60人东进。没想到因为其手下叛变使行踪暴露。经过激战后,他身边只剩两人,被日伪军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1940 年2月18日,杨靖宇的两个警卫员下山买粮,被日伪军发现,在战斗中牺牲。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孤身一人,在蒙江县城保安村的三道崴子与日伪军遭遇,交战20分钟后英勇牺牲,年仅35岁。官方说法是:“当时日本人找来了一个门板,把杨靖宇的尸体放到门板上立起来,拍了一张照片。随后,敌人将杨靖宇的遗体运到了蒙江县民众医院进行解剖。日本的军医残忍地剖开杨靖宇的腹部,只见他的胃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敌人将杨靖宇的遗体运到县城,经叛徒张秀峰确认杨靖宇无误后,残忍地将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示众。杨靖宇死后,东北抗联运动陷入低潮,日本人更认为中国人在东北的有组织抵抗已经趋于瓦解,对此事大肆宣传。

 


杨靖宇画像

 

  东北抗联的爱国者们在日军控制区整整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搏斗了14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整个中华民族被日寇所奴役的同胞。就算最后失败了。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志气是超卓的,他们的毅力是坚决的,完全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光荣和勇敢的精神。在东北长期沦陷,尤其自1938年以后他们几乎被世人遗忘了。这些些被弃的人们,在东北的森林中、雪原上,顽强地和敌人们争夺着民族的自由与尊严。有时候他们聚在那儿唱着雄壮的抗日军歌,有时看着那秋岭上的归云,眼中含泪望着祖国的天野。以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挥了中国人特有的强韧的民族性,安慰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了的地下先烈,他们何尝不在那个时候怀念着父母妻子?何尝不想到自己可贵的生命?但是那个伟大而又重要的任务担在他们的身上,为了解放整个民族,这个高尚的思想,主宰了他们的一切。作为东北抗联的著名代表人物,杨靖宇牺牲前后和当时的细节很长时间不为人知,甚至“杨靖宇身负重伤,战斗到仅剩最后一颗子弹,自杀身亡”的说法一度占据主流媒体、流传了数十年。就连中国军事博物馆这样权威的官方机构在1985年以前对杨靖宇事迹的展出说明里面都这样写的。

 

  杨靖宇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消灭、牵制了大批日本关东军,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下不可磨灭的贡献。杨靖宇的事迹广为人知,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流传的一些杨靖宇故事,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与历史真相有一定出入,其中一些重要细节还有明显错误。54岁的刘贤(2007年时年龄)先后在吉林省靖宇县史志办公室和白山市《长白山日报》社工作。1982至1985年间,她在全国各地采访抗联老战士、知情人、与抗联作战的敌人、甚至抗联叛徒等138人,详细地记录下杨靖宇和他领导的抗联一路军的事迹,揭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纠正了一些关于杨靖宇的错误说法。她先后发表有关杨靖宇和抗联的研究论文40多篇,新闻作品数十篇,出版了《抗联一路军在濛江》《长白山抗联斗争史》《抗日名将杨靖宇》等专著,至今仍在继续研究当中。根据刘贤的调查,杨靖宇牺牲的过程如下:

 

  1940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四)上午10点钟左右,拖垮了跟踪讨伐的几百名敌人后,6天6夜粒米未进、几乎已经成功突围的杨靖宇在伪通化省濛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西南5公里处的三道崴子林中,遇到保安村四个进山打柴的农民,杨靖宇请他们代买些粮食和衣物。这四人中有一个叫赵廷喜的,是特务李正新的连襟,下山后被李套出了消息。在赵廷喜的带领下,敌人把杨靖宇包围,劝降不成,下令射击,杨靖宇中弹牺牲。刘贤说,抗联叛徒、机枪手张奚若是直接射杀杨靖宇将军的凶手,他用机枪点射当场打死了杨靖宇,将军胸前挨了四五发机枪子弹。当年赴现场指认杨靖宇遗体的张秀峰侥幸活了下来。1983年夏天,张秀峰对前去找他核实情况的刘贤说:“杨靖宇是张奚若打死的,这个绝对没有错。”张秀峰原是抗联一路军警卫排排长,在杨靖宇牺牲前20多天前的1940年2月1日,从15岁就被杨靖宇收养的张秀峰带着抗联机密文件和9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叛变投敌。据他介绍,张奚若原籍辽宁本溪,1935年参加民兵组织,1938年8月参加抗联,在一路军一师机枪连当机枪射手,1938年8月随一师师长程斌叛变。他叛变后曾在伪通化省举办的集中培训学习中获得“特等射手”称号。张奚若和副射手白万仁、弹药手王佐华当时被人称为“铁三角”。1940年2月23日中午,他们三人被编为第一批快速挺进队,派往讨伐杨靖宇的现场,当时他们挨在担任现场指挥的日本警佐西谷身边。当敌人向杨靖宇喊话劝降不奏效时,西谷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一个点射,杨靖宇随即中弹,倒在那棵拧劲子树前的雪地上。从杨靖宇牺牲当天日本人拍的照片上也可清晰地看出,他胸部有一排弹孔,而头部没有伤痕,脸上只有冻伤痕迹。刘贤说根据他的调查杨靖宇“自杀说”是当地一个农民道听途说后编出来的,以讹传讹流传了很多年。另外,杨靖宇牺牲后,当地群众对告密者和叛徒的愤恨之情极大。亲手射杀杨靖宇的张若奚等人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功劳”,得以躲过解放后的肃反运动,活到1983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同时也使英雄牺牲的真相长期成为谜团。

 


杨靖宇遗体照片。周围大都是抗联

的叛徒,前排左侧第一人为张秀峰

 

  1983年夏天,刘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采访了亲自化验杨靖宇胃部的中国医生洪宝源,那年洪医生已年过70了。洪宝源出生于大连,193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医术,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留校,1938年春天他奉命来到东北,在濛江县城开个公医诊疗所。当时讨伐队的指挥者、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不明白这么多天杨靖宇到底吃了什么,还能这么顽强地和他们作战,就亲自用指挥刀剖开杨靖宇的肠胃,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一粒粮食。他就叫两个日本兵用盘子端着切下的胃,去公医诊疗所找医生洪宝源那里化验胃里到底有什么。洪宝源回忆说:“当时几个日本兵用托盘端来一些东西让我化验,我一看,是人的胃,看样子是因为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萎缩,都变形了。进一步化验,让我吃惊的是,胃里面竟然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呢。”他说:“一些描写杨靖宇的书上说是日本军医剖开了杨靖宇的身体,摘取了胃部,看到敌人如此残忍,现场解剖的中国医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杨靖宇的肚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等等,其实这写得不对。第一,解剖时我不在现场,就是化验开始后我也不知道那是杨司令的胃留物,最后是我自己意识到的,所以没有当场流泪这回事。第二,应该说杨司令的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并没有树皮。那是寒冬腊月天,濛江的天气奇冷,地都冻裂了,上哪去搞树皮啊?一个有伤有病的人扒得动树皮吗?再说,吃树皮一般都是春季和夏季,一上秋树皮老了不好扒也不好吃了。当时杨靖宇若真有吃树皮的机会,说不定能不死,因为树皮能够消化,可那时他是连树皮都没的吃,胃里净是棉花啊!那东西别说吃了顶不顶饿,就说吃吧,一般人也吃不进去 — 没法下咽。”洪宝源对刘贤说,这件事他一生一世都不能忘怀,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忍不住要掉泪:“古往今来英雄辈出,多么悲壮的牺牲场面都有,可吃棉絮这种活法却只有杨靖宇一个,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岸谷隆一郎

 

  洪医生说的对,杨靖宇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正是因为如此,这位中国民族英雄死后,他的事迹仍然被活着的人继续演绎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期,抗日英烈的尸骸很难保留下来。前面提到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因为被枪决后日本人不许任何人收尸,把残骸丢到荒野去喂野狗,所以后来只能用埋葬照片的“影葬”方式修墓纪念。相对而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能够一直完好地保留下来,也是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岸谷隆一郎确定死者就是杨靖宇后非常兴奋。当晚他把杨靖宇的遗体放在自己住处的后院。1940年2月24日,即杨靖宇被打死次日的早晨6点多钟,岸谷就起来集合队伍,叫人抬来铡刀,王佐华、张奚若分别抱着杨靖宇的头和腿,抬到铡刀上,由白万仁执铡刀,一刀就把杨靖宇的头颅铡下。岸谷此举一为把杨靖宇头颅示众,二为向上级报功。岸谷隆一郎“剿灭”杨靖宇后,把他的头颅作为战利品送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市),将战斗经过汇报给他的上级 — 日军南满地区军警讨伐司令长官野副昌德。接下来的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事后没几天,这位堂堂的侵华日军少将司令就给岸谷打电话,说自从杨靖宇死后他连续几宿睡不着觉,晚上一闭眼就做噩梦,梦见一个人大叫“还我头来!”。迷信的岸谷找来中国道士解梦算命,道士说杨靖宇是天罡星下凡,割掉他头颅犯了煞星,将有血光之灾。若想破灾必须给他全尸安葬,让他入土为安。3月初,同样迷信的野副昌德指示岸谷按道士掐算的吉日安葬杨靖宇。因为杨靖宇的头颅已经上缴不可能取回,就找了两个木匠用柞木雕了个人头,替代杨靖宇的首级。3月5日,在濛江县西山关帝庙召开杨靖宇慰灵祭大会,伪通化省警务厅人员和伪濛江县公署所有官员及当地百姓数百人参加。岸谷隆一郎特地从通化市找来两个日本神道教道士做道场,按日本习俗祭奠后,把杨靖宇安葬在保安村西岗上,岸谷在松木牌上亲笔写了“杨靖宇之墓”。当然,侵华日军公开安葬杨靖宇同时也是出于平息民愤,邀买人心的目的。就这样,日本人鬼使神差地帮了中国人一个大忙:把抗日英雄的尸身完好地保留下来。

 


野副昌德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英雄头颅的去向。伪军将杨靖宇的头砍下后,放进木箱送到了通化市伪警察本部。1940年2月25日,日军将杨靖宇的人头在通化示众了3天后,送到了“新京”(今长春市)关东军司令部,放在二楼医务科,用药水浸泡,意图长期保留。杨靖宇将军牺牲后,共产党人一直在多方寻找杨靖宇的头颅。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长春被伪满残余势力暂时接管。1946年4月,共产党军队经4昼夜激战曾经一度夺取长春,但还未弄清楚杨靖宇头颅的去向就被迫撤出,长春遂被国民党军占领。1948年10月,共产党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战斗到了决定性阶段。城内10万敌军被人民解放军打击和围困达7个月之久。此吋,杨靖宇将军的头颅仍在这座孤城内,国民党特务从日本关东军的手中获得头颅后,就立刻秘密匿藏起来。国民党特务究竟将英雄的头颅藏匿在哪里呢?共军围困长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指示打人城内的松江军区地下工作者杜文学等人,在孤城内秘密开展寻找杨靖宇将军头颅的工作。

 


杨靖宇头颅照片,当时为了确定身份

在照片上盖了从尸体上搜到的印章

 

  参与此一任务的其中一名地下工作者名叫王淑茹,是杜文学的妻子,她在2013年以94岁高龄诉说了详细的事件经过。当时30岁的王淑茹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县,因为父亲是私塾老师,所以王淑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长大后,王淑茹嫁给了一个名叫杜文学的医生。杜文学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医学院校,当过军队的医官。婚后,王淑茹和丈夫在佳木斯市开办了一家叫“启哲”的私人诊所。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撤离中国前夕曾大批枪杀政治犯,一位叫李广德的犯人在屠杀中身中8枪,日本人以为他死了,没想到8颗子弹均未击中李广德的要害,因此他侥幸逃过一劫。李广德被人救起后相继被送到了几家医院,但是医院都不敢收治,最后被送到了启哲医院。杜文学夫妇冒着极大的风险收治了李广德,伤势痊愈后的李广德向杜氏夫妇讲明了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他还劝杜文学加入到调查敌伪物资的工作中,并口头任命杜文学为“调查科长”。李广德从佳木斯来到长春后,捎信给杜文学,杜文学便举家到了长春,并与人合办了建华医院。当时的建华医院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每次出门送情报,王淑茹都要挎上一个筐,里面装上菜,领着女儿杜宝珠,把情报缝在孩子的衣服里。当时的情报是用米汤写的,表面上看不出字,接到情报的人用碘酒浸湿,纸上才显现出文字。到地方以后,她只要看到楼梯或窗台上放一盆花,就可以放心地进屋了。她至今还记得自己曾去过长春市二道河子、宋家洼子、八里堡、东大桥、南湖等地方送情报。

 

  经过多方打探、寻找,地下小组成员查到了杨靖宇将军头颅的下落:国民党接收了日伪政权后,杨靖宇的人头被转移存放在长春医科大学医疗器械室。当时长春医学院作为军用医院被国民党骑兵第2旅占据,该旅卫生队就设在长春医学院附近。如果能够打入旅卫生队,就有可能进入医学院,寻机查找杨靖宇将军的遗颅。地下小组成员李广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方案向上级做了汇报,得到批准。不久,由国民党骑兵第2旅军需官王明玉介绍,特工刘亚光打入了该卫生队,当了中尉军医官。可是此时杨靖宇的头颅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活跃在国民党1兵团上层机构的特务头目项乃光,多次出入骑兵2旅,秘密了解和察看杨靖宇头颅保存状况,布置防守措施。为了防止头颅落入解放军手里,他除了在旅部设置了层层岗哨外,还安排巡逻队反复巡逻。老谋深算的的项乃光依旧不放心,他暗地里派长春市警察局的特务在旅医疗器械室放了暗哨,昼夜监守。长期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周旋的国民党特务似乎也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在寻找杨靖宇头颅。特务们妄想以此为诱饵,缉拿长春城内的中共地下党员。

 

  打入敌人内部的刘亚光利用去医学院给国民党军官兵巡诊的机会,多次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均无结果。一次在夜间巡诊时,他偷偷潜入解剖学教室,在微弱的手电光照下,仔细寻找,但还是一无所获。在他将要离开出门时,忽然发现教室里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侧室,刘亚光随即进入了侧室。侧室内只有一个大型的厨柜。陈列的玻璃罐里装着人的内脏标本,经逐一观察,刘亚光看到两个大型标本罐里分别装着一颗人头,并用福尔马林浸泡封闭。两个标本罐上还贴有纸条,一个写着杨靖宇,一个写着三江好(即陈翰章,另一位抗日英雄)。原来这就是苦苦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刘亚光惊喜异常。为了不惊动敌人,刘亚光当时没有直接拿走头颅,而是悄悄返回卫生队,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了党组织。为了确保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安全地回归到共产党人手中,刘亚光和地下党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刘亚光打听到负责看守医疗器械室的是市警察局的警察曹如超,于是有意与他打得火热。曹如超是长春本地人,正赶上家里断了粮,整日忧心忡忡,刘亚光得知后就经常送点食品给他,解他的燃眉之急。为此,曹如超对刘亚光感恩戴德。

 

  有一晚,曹如超找到刘亚光称全家又断粮两日了,父母就要饿死求他帮帮忙。刘亚光安慰他说:“咱们都是本城人,我想想招儿,一个小时后我再找你。”刘亚光找到地下党员李野光和李广德,将这一重要情况作了汇报。李野光果断地指示:“门的钥匙有人已配好,今晚给曹如超送点儿小米。让他马上送回家,我们就说来买医疗器械,然后趁机动手。”当晚10点钟。曹如超坐在脏乱的小屋里抽闷烟。这时,我地下小组成员经恩浦大夫拎着7斤高粱米匆匆赶来,一进屋就说:“曹二哥,我听说你家断顿了,我家还剩下一点儿高粱米,你拿去吃,快送回去吧!”曹如超眼泪汪汪地说:“经大夫,你这是救命粮呀,我家的人都快饿死了。”说完,曹如超背起米就朝家跑。这时,我地下小组成员雇的车辆已经停在了医学院的门口,他们以到医学院买医疗器械为名,拉走显微镜、纱布罐、污物桶、聚光灯、装有内脏的标本罐,在混乱中趁机将装着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烈士头颅的玻璃罐装入车中,用一些旧纱布覆盖在上面。随后,两位烈士的遗首被运到卫生队前厅。当日午夜,刘亚光和妻子周玮潜入卫生队前厅,将两位将军遗首藏到卫生队五官科内。

 

  第二天凌晨,曹如超从家中返回医院。他心不在焉地在门外转悠一圈,见门锁没有异常,也就没过问。直到第三天上午他才发现有几样东西和两个大玻璃瓶子不见了。他立即报告给项乃光。项听后暴跳如雷,马上命令大批特务和警察将骑兵二旅旅部包围全部翻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项乃光又在全城组织大搜查,仍是一无所获。直到长春解放敌人也没有弄清杨靖宇和陈翰章的头颅是怎样丟失的。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两位将军的头颅被迎人亚光医院。4天后,由李广德送到松花江军区前线指挥部驻长春办事处(今建华医院)。这就是中共特工战中传奇般的“七斤米换两颗头”故事。后来,杨靖宇和陈翰章两位民族英雄的头颅,由军官张羽率5名战士,乘专列秘密护送到哈尔滨,安放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为纪念杨靖宇将军英勇、光辉的一生,1946年,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1949年,郭沫若为杨靖宇题词:“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萬两千古,于今赤旗满山河。”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十八周年,通化市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在通化靖宇烈士陵园,人们将杨靖宇的遗体与头颅对接起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也送了花圈、挽联。大会高度评价了优秀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光辉的一生,人们唱着怀念他的歌曲:“洒热血,遍地红,杨靖宇是英雄,万古千秋留英名,永远活在人心中……”一时哭声大作,震撼山冈。

 

  Fish在此再追加一小段,交代一下和杨靖宇之死有关的几个主要人物的下场。如上所述,当时亲手打死杨将军的伪军张奚若和确认尸体的叛徒张秀峰都侥幸活了下来。而出卖杨靖宇并为日伪军讨伐队带路的农民赵廷喜于1946年在白山市靖宇县被当地政府抓获,就地枪决。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剖开杨靖宇肠胃的日本军官,时任伪山西省副省长的岸谷隆一郎和他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全家老小一起服氰化钾自杀身亡。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叫程斌的叛徒。这个程斌在1938年8月叛变的时候任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长年跟随杨靖宇,可以说是杨将军一手提拔起来的。由于彼此非常熟悉,程斌甚至可以光凭枪声就辨别出开枪的人是不是杨靖宇。过去日本人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抗联得以利用夜晚休整转移;程斌投敌后带领日伪军不分昼夜地围剿,使得抗联的力量不断分散,处境变得异常凶险。另外,杨靖宇的部队之所以能在敌占区苦苦坚持14年,主要是靠一条秘密的补给线。抗联武装当时把粮食、布匹、枪械、药品等重要物资分散藏在位于深山密林里的宿营地里面,称之为“密营”。在程斌帮助下,日伪军把抗联设在蒙江县境内的70余个“密营”破坏殆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杨靖宇逼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可以说程斌才是造成杨靖宇死亡、抗联瓦解的罪魁祸首。程斌投敌后一直跟着岸谷隆一郎在热河和山西等地活动。1945年日本战败、岸谷隆一郎举家自尽后,依靠枪杀几个业已投降的日军俘虏,程斌谎报战功,以假身份混入共产党华北野战部队,甚至还当上了指挥员。1951年的一个下雨天,程斌打着伞在沈阳街头行走。有人为了避雨而跑过来躲到了他的伞下面。偏偏这个人也是一个过去叛变的原抗联干部,他们彼此认出了对方。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居然分别去举报了对方。当时正好是肃反运动时期,他们的真实身份一经暴露,就被双双枪毙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未完待续)

 


 

 

dimanche 11 décembre 2022

剑走偏锋:抗日战争拾遗(1)

 

 

导读

 

  《剑走偏锋》系列博文和Fish的大部分博文一样,是长年搜集绘画资料时的副产品。原来早在2011年只想照着网上自己喜爱的《中国火炮传奇》风格写一篇《中国枪械传奇》,结果误打误撞反而变成了一个抗日纪念小品文系列。该系列由Fish于2016年在新浪博客上发表,当时算是对“九一八”事变85周年的纪念。现在因为坚持不用手机,身为新浪用户无法登陆,原有文章也无权维护,旧博客早已是七零八落惨不忍睹了。又因为已经决定在2023年开写《纳粹秘辛》这个大型新博文系列。查资料时读到本文第一章关于德国驳壳枪的那部分,一时犹豫是否要提取出来使用。再三考虑后还是留在《剑走偏锋》这里好了。毕竟让驳壳枪变废为宝的是咱中国人,它的浴火重生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啊。此外不知为何《Fish的博客2》开办后阅读纪录持续偏低,很多Fish自认为是心血之作的博文阅读记录竟然只有两位数。更不要说读者留言了(现有的两个全是东南亚文广告)。也罢,Fish就把这篇旧文字重整之后权当探路尖兵重装上阵,希望新老读者都能喜欢!又及:再次发表前Fish抱病对本系列的文字图片进行过校对修正。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尊重并谢绝转载!

 



大型油画:历史瞬间 — 侵华日军投降

 

第一章:●军械篇■

 

  号称“太阳帝国”的日本和中国是战场上的老对手。远的不说,甲午战争,中国清王朝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在黄海上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紧接下来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发扬狂热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国土地上击败了了貌似强大的沙皇俄国军队。在不断战胜的刺激之下,尝到甜头的日本政府开始把战争当成了医治资源贫乏,国力微弱的灵丹妙药,积极扩军备战。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至1929年到1931年间,日本经济跌到了萧条的谷底。日本政府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自身的资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华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并迅速把眼光瞄准了中国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日军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早在2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政客已经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新首相犬养毅希望能借助天皇圣谕来抑制军部,谋求与中国直接谈判,结果触犯了军队。1932年5月,犬养首相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军部在政府内部极端主义者的支持下控制了日本。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卢沟桥响起。中日八年血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本来Fish只是打算在2014年“九一八”之际写一篇纪念抗战的短文,谁知道加拿大这边突然网路不畅,文章写好后连续十几天都无法发表到博客上去。趁周末有空(天阴下雨无法画画)干脆钻进故纸堆里,再找材料,重新又冒出灵感,接着添砖加瓦….. 结果就好像北极熊滚雪球 — 貌似越变越多了。废话少说,言归正传。抗日战争虽然早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它的追忆反思将是永远的。仅在此组织编辑了一些于此有关的小故事,以飨读者。中国有句古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借用到军事范围内,实际上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文言文版。让我们随意选择抗日战争时期的几种著名武器装备,作为故事的开始部分。

  


1.       刺刀与大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阵子,中国人出国留学成风,一衣带水的日本更是很多莘莘学子的向往之地。记得杂志上报导过这么一件事,当时很多中国人在日本使馆前面排长队等候办理签证,记不得是因为名额有限,还是日方突然改变了政策,反正这伙人当中的大部分被告知不再办理签证,可以回去了。中国人觉得被日本人耍弄了,自发聚集在使馆门前抗议,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一类的抗日歌曲。本来在老一辈人眼里出国去学做汉奸的中国人,摇身一变,学起了抗日英雄,真是绝佳的讽刺。有人就说了,身为古代冷兵器的大刀,抗战那会儿哪能是日本人新式兵器的对手呢?这歌词也太假了点。其实拿大刀砍日本鬼子还真有其事。日本帝国既然要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扩军备战在所难免。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狠下苦功。除了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之外,根据以前日俄战争时的经验教训,日军对拼刺刀十分重视。为了在近身肉搏当中抢占上风,日方特地设计了全新的30式军刺。这种刺刀极为锋利,在二战时总产量高达620万把,在中国内地,一直到文革时期,很多街头流氓打群架还在拿它当刀剑使用。光是刺刀本身就长达0.53米,加上当时装备1.2米长的38式步枪,全部总长度超过1.5米,为当时世界上同类枪械之最,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长矛。要知道当时日本军人的平均身高才不过1.56米,所以才有下面这张插图里面人和枪一样高的怪异场面。当时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别的国家拥有这种肉搏装备。以中国为例,国产的“汉阳造”步枪就是能装上30型刺刀,也没有这种效果。加上日军训练严格,兵员素质也普遍比当时还靠在乡下抓壮丁补充的中国军队来得好,纯粹拼刺刀的话,中国方面可谓占尽下风。

 


日宣传画夸大刺刀对大刀的威力

在实战当中情况其实恰恰相反

 

  可你还别说,日本人聪明,中国人也不笨。日本的关东军在和国民党的西北军对阵的时候,就匪夷所思地撞到了克星 — 大刀队。西北军(29军)是临时并入东北军序列参加抗战的杂牌军,其他装备落后,大刀片子却几乎人手一把。在中国传统武术大师的指点之下,练出了一套专门对付日式刺杀的刀法。说是刀法,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两招:面对日军的正面直刺,中国士兵先用刀背对着敌人,刀锋冲着自己。在对面刺刀捅来的一瞬间,用大刀的刀背猛磕日军刺刀,大刀本身重量超过2公斤,加上两手持刀,这一磕的力量绝对可以使得刺刀偏离原来的方向,搞不好都会给磕飞掉。这个时候大刀已经抡起,刀锋正对着日军,再顺势砍下去,敌手立刻人头落地。这两招讲究一个快字,一磕一砍,只能花一两秒钟完成。就算日本兵素质再好,要躲都来不及,可谓必死无疑。实战中,越是简单的打法越是有效。喜峰口罗文峪一役,白刃战打了一个多小时,日军伤亡两千多人,阵亡一千五百人,其中有很多就做了西北军战士的刀下亡魂。当时日军为了对付中国的大刀打法,甚至发明了一种铁围脖,说白了就是把铁片折成半圆,用铆钉固定在头盔上,戴上钢盔的时候垂下来护住后颈部,希望可以挡住西北军的大刀片子。可惜这东西实战效果不佳,连日本人自己后来都放弃使用了。当然,日本兵不可能傻到次次都和中国人拼刺刀。大刀虽然真的曾经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之初,在整个华北战场上,日军还是胜多败少。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


       这里顺便写一下侵华日军的服装。如上图所示,现在很多抗日影视作品里使用的都是当时日本军装的等比例仿真复制品。总的来说就是黄色衣裤绑腿,钉掌皮鞋皮靴。最有特色的是士兵帽子后面还拖着几片布帘(军官帽子后面基本没有)。有些日本兵还在帽子外面扣上一顶绿漆头盔。大多数时候头盔是扛在背包后面的。先讲讲这个布帘的来历。比较靠谱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源自日本传统军服。其二为师从法军制服而来。首先14世纪日本战国时期有种类似加固斗笠而制成的“阵笠”,它后面就带有一整块布帘,据说其作用是为了防止兵卒临阵退缩左顾右盼寻找退路。不过“阵笠”一般是最低级的杂兵(武装农民)上阵时戴的头盔,有身分的武士阶级是不肯佩戴的。一战期间法军在北非的殖民军队制服白色军帽后也有布帘。具有遮阳和阻挡蚊虫叮咬双重功效。近代日军组织建立于明治维新期间,当时军服式样也确实是以法军为蓝本设计制作的。官方文字记录显示,明治32年(1899)7月7日,日本天皇出于防暑降温目的下令向入侵台湾的日军士兵配发“军帽垂布”。在当时日本天皇就是神的化身,日军相信佩戴后帘垂布可以得到保佑“武运昌隆”所以很快在低级士兵之间流行起来。而军官不肯佩戴后帘垂布正因为它与古代杂兵“阵笠”类似,与自己的武士身份、官衔等级不符。再说日军钢盔 — 它的日语正式名称为“90式铁帽”。因为此物设计于1930年也就是天皇纪年2590年,虽然有图片显示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就有人配备了,到1932年该头盔才正式装备日本一线部队。侵华日军很快发现90式头盔问题多多,简直成了拖皇军后腿的标准武装。首先这种钢盔是用碳素钢制作的,防御力不足。只能抵挡弹片,子弹飞来照样能将其打穿。另外钢盔内衬布料单薄,攻击齐齐哈尔时恰逢黑龙江滴水成冰的冬季,日军出汗后头皮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强行脱下竟会导致头皮剥落。用温水浇热后头盔是顺利拿下来了,可惜头皮仍旧难保。攻占齐齐哈尔后日军承认阵亡三百余人,另有两千人被冻伤。其中有不少就是这种所谓的“钢盔头”。日本兵为此自发在头盔里加盖纱布棉布。虽然把钢盔撑开外观很丑,至少可以预防“钢盔头”。在不太寒冷的中国其它地方,为了兼顾美观实用,日军士兵便把头盔直接戴到了军帽上面(外面)。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又为此专门设计了98式钢盔作为替代。搞笑的是1939年夏季的日苏诺门坎战役期间,苏联狙击手发现日本钢盔(不论90还是98式)在正前方铸有一颗漆成黄色的五角星 — 日本人称为“金星”— 衬托着绿头盔底色甚为醒目,便以其为瞄准依据。此举给日方平添不少伤亡。精明的日军赶紧用绿漆将黄色五角星涂掉。时称“污星行动”:)

 

2.       驳壳枪趣闻

 

  抗日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在侵华日军眼里,除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其它什么地方军、义勇军、土八路等等全都是不值一提的乌合之众。至于游击战,更是那些熟读《孙子兵法》的帝国军人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可是残酷的事实很快就摆在“大日本皇军”眼前:国难当头,迫使中国人把他们的战争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抗日统一战线的武器库里,除了梭镖大刀、红缨枪、“汉阳造”步枪和木柄手榴弹,很快就出现了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38大盖”步枪、“歪把子”轻机枪以及“王八盒子”手枪。最让日本人受不了的是,中国军队甚至装备了一种威力惊人的奇特武器 — 驳壳枪。如果您看过《铁道游击队》或者后来重新翻拍的《飞虎队》这类抗日题材电影,都会对影片中这种连续喷吐着火舌的枪械留有深刻印象。

 

  驳壳枪的名字是和德国枪械巨商毛瑟联系在一起的,起先这种枪叫做“毛瑟手枪”。尽管缺乏资料佐证,但一般认为它并不是毛瑟本人的发明,而是德国枪械师费德勒(Feederle)兄弟于1893年设计的。次年在德国奥本多夫的毛瑟兵工厂制成样枪,并先后在德、英、比、法等国获得专利,而专利申请人是毛瑟。1897年初正式定型为M1896式手枪,又称C96式。这是一种设计上介于手枪和冲锋枪之间的所谓“冲锋手枪”。最早的自动型驳壳枪并非产自德国,而是西班牙在1927年生产的。毛瑟公司自然不甘落后,很快推出M1932式自动型手枪。该型又被称为“M712速射型”。该枪增设了可以控制单、连发的机构,枪身左侧后端有一个选择钮,因此又常被称为“快慢机”(“快”指连发,此时选择钮指向“R”;“慢”指单发,选择钮指向“N”)。该枪改由下方插入的弹匣供弹,弹容量有10发和20发两种,其中10发的弹匣较短,底端与弹仓下沿齐平,20发的弹匣则较长,几乎与握把下端等长,对于普通的枪套来说就放不进去,必须换成短弹匣才能插进枪套。这种20发弹匣的M1932装上木制枪套后,外型和火力都接近于冲锋枪,一扣扳机就可以连射20发子弹,近距离内威力很大,因而在中国被叫做“20响”或“大肚匣子”,而在实际战斗也是经常把它当作冲锋枪来使用的。在游击战或小分队近距离作战的环境中,M1932的强大火力特别受欢迎。

 


“20响”/“大肚匣子”

  驳壳枪外观上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配有大型木制枪套(中国人称之为“盒子”),平时作贮藏和保护枪支之用,枪套头部设计有连接件,可以此将木套固定在手枪握把后部。当接上枪套后,驳壳枪便摇身一变,从手持射击的手枪变成了可以抵肩射击的微型卡宾枪,可以在敌方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外将敌人轻松撂倒。不过这种木制枪套并不是驳壳枪所独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可以使手枪实现抵肩射击的木制枪套是很普及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手枪都有追求远射程的倾向。M1896驳壳枪的最大理论射程也达到1000米。不过,虽然驳壳枪接上枪套抵肩射击时精度有所提高,但由于其枪管较短,实际有效射程也就在100米左右,但比一般单手射击时的50米还是有很大提高。除了“盒子”之外,驳壳枪枪柄上系的枪纲也很有特点。它是一根很长的窄皮条,用牛皮或猪皮制成,一端是一个带有活结的皮环,平时束成尺把长的一束,系在握把下方的铁环上作为装饰。在实战中,驳壳枪的使用者一般会把这个皮环套在自己脖子上,其作用是当在战斗中万一手枪不慎脱手时,可以迅速地循着皮条把枪找回。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皮条,它在近战和夜战中有时甚至可以起到生死攸关的作用。在《南征北战》等老电影中,经常能看到枪纲的这种用法。共产党武装使用的驳壳枪上会用一块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红布或红绸取代这条皮枪纲,无论是拿在手中还是插在腰间,红绸就象一面红旗或是一团火焰,衬托得持枪者分外英武和神气。

 


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的9mm驳壳枪

是专为出口美国而用旧零件组装而成

 

  驳壳枪最早何时流入中国,现已无法考证。有一种说法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白俄最早将这种枪带入国内。当时军阀张宗昌、张作霖的白俄雇佣军中,确有很多人都随身携带一把驳壳枪。实际上在此之前,驳壳枪在国内就已经有使用。1912年9月,北洋政府陆军部就与德商礼和洋行(Carlowitz)签约,购买“自来得毛瑟手枪200杆”,连同500发子弹和全套附件,每把价值白银58两,证明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就出现了这种价格不菲的舶来品。驳壳枪在欧洲使用不多,普及程度甚至不及卢格手枪,只是俄国在一战前后曾有部分使用,它的最主要的主顾是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旧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德国生产的150万支驳壳枪中倒有近四分之一卖到了中国。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订单支撑,毛瑟公司甚至可能早就倒闭了。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驳壳枪?除了它的质量好、威力大之外,主要是因为民国初年的连年内战,国际联盟对中国实行了长达十年的武器禁运。碰巧驳壳枪等各类手枪却不在受禁之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大量进口。据1927年3月西班牙阿斯特拉公司一个销售经理厄恩斯特·博采的记录,当时位于神户的一个日本贸易公司平均每个月就要向中国倾销1000到1500支驳壳枪。而中国的各路军阀们对这种手枪更是十分欢迎,因为它短小轻便,特别适合作为卫队和突击队的装备,而其它武器则很难同时满足这些要求。

 

  外国把驳壳枪称为“扫帚柄”(英文:Broom Handle),多半是指它附带的木制枪套的形状,当它倒接到握把后端的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象扫帚,这也是这种武器在中国最大众化的称呼——“盒子炮”、“匣子枪”中“盒子”和“匣子”的来历。对于最常见的7.63mm口径的驳壳枪来说,其弹头初速可达到425米/秒,这在当时的各种手枪当中算高的,是老式铅头左轮弹的近两倍,弹头飞到1000米外还有杀伤力,因此往往在“盒子”后面又加上一个“炮”字来形容其威力巨大。而“驳壳枪”的名字来历也与音译有关,其得名也是因为那个木制枪套,“驳壳”(早年曾译做“卜壳”)正是英文中“盒子”(box)的音译。另一种说法是,驳壳枪表面比较平滑,就象是造铁驳船用的钢板一样,故称其为“驳壳”。 驳壳枪在旧中国最“官方化”的称呼是“自来得”,当时包括政府文件和兵工资料在内的许多正式场合都使用这个名称。“自来得”的“得”并非是德国的“德”,但这个名称的确来源于德语,是德文“自动装填”(Selbstlade)的音译,“来得”即lade,相当于英语单词load,指子弹上膛之意。“自来得”的名声响亮,当时国内仿制厂家会专门在其产品一侧刻上这几个汉字。(Fish在这里瞎说一句:博客和驳壳发音相似,希望不会打错字,呵呵。)

 

  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开支列表中有“购廿响驳壳手枪二万枝附子弹二千万发”一项,时价共计法币280万元。1938年3月,蒋介石曾向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发去电报,要求谭在德国采购“20响卜壳手枪2万枝,每枝配弹2000发”,并且强调“愈快愈好”。从当时的各种文献资料来看,抗战前夕到抗战初期,中国从德国等国买的驳壳枪多半都是20发的M1932型,当然还有10发的M1896和西班牙造等其它型号。国民政府以巨资进口包括驳壳枪在内的大量军用物资固然是抵抗日本侵略的需要,但更多的是为了消灭老对手 — 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这些M1932型和其它的进口驳壳枪一样,多数是配发给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并不仅仅是装备嫡系中央军。客观环境使得中国军队对近战火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无法为军队提供大量冲锋枪和相应的弹药,加上有使用半自动旧驳壳枪的传统习惯,所以一开始中国就对自动型的M1932驳壳枪表示出强烈的兴趣。M1932型量产后的头1000支就全部销售到了中国。据统计,德国原装的驳壳枪当中共有4000多支流入国内。据说在提供给中国的这些产品中,还有带纳粹鹰徽标记的。原来这些枪本是为纳粹党卫军生产的佩枪,但考虑到中国主顾的迫切需求而优先提供出口了。

 

  写到这里,便牵扯出一个重要问题: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义日三国同盟条约》(即“三国公约”),成立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就是所谓的“轴心国”。也就是说,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盟国。那么德国在抗战爆发的节骨眼上把驳壳枪出口给日本的敌人中国,这不成了猪八戒吃火腿 — 自残手足了么?以日本人一贯的精明,为什么不出面阻止这笔交易呢?回想当年,德国商人得意洋洋地数着钞票,日本人也在暗地里窃笑着中国的“病急乱投医”。原来驳壳枪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作为一百多年前设计的老产品,自身也有早期手枪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首先是构造复杂,标准型全枪约有近40个零件,而且形状特殊,多为机器加工零件,材料损耗和加工难度都比较大,使得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二是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安全性不够好。如用来卡住枪机使其不致过份后退的枪机榫这个部件,一旦磨损或疲劳后,有可能会齐根断裂,从而使射击时枪机向后飞出,使射手受伤;驳壳枪的设计和加工承袭了德国机械的一贯传统,工艺精细、配合紧密,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特别是在恶劣多变的战场条件下,有时机件的动作会偶尔失灵,各型号弹药混用易发生事故。会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危险。三是与其它手枪相比,驳壳枪体型和重量都相当大,携带和使用很不方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枪的应用。

 

  以上这些都还是可以克服的小毛病,真正使得驳壳枪在它的祖国提前退出现役,基本没有在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致命缺点是这种枪设计时片面追求强火力,实际射击时后座力大的惊人。驳壳枪单发点射的时候问题还不明显,可是连发时前一发子弹的后座力会使枪口跳向上方,使下面每一发子弹的弹道越来越高,结果只能是越打越偏,白白浪费宝贵的子弹。同时驳壳枪枪管下方没有护木或把手,不能像美式冲锋枪那样直接握持枪管部位以稳定枪身,矫正射界。所以在德国人眼里,所谓自动型驳壳枪根本就是没法上战场的残次品。把废品当好货卖给中国人,何乐而不为?而日本人早就知道驳壳枪的这个缺陷,自己从来不买,却暗中纵容德国不断把这些根本打不准的枪推销给中国军队。按照日本那边的逻辑,巴不得中国部队人手一把驳壳枪,那样如果中国人在战场上和日本兵遭遇,因为枪本身的致命缺陷,十有八九就会打偏掉,只能乱射一气;那边日军就可以从容不迫地用步枪点射把中国兵统统消灭掉了,三个月灭亡中国也就提前变成了现实。这岂不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日本人想得倒美,可惜真到了抗日前线的战场上,那边中国战士拔出驳壳枪来,“大日本皇军”这边真个是应声而倒,被打了个人仰马翻!原来聪明的中国人早在使用半自动型驳壳枪连发射击时就发现了问题,竟然还找到了补救办法!中国射手用驳壳枪时,一般会将手腕翻转,将枪身变成水平状态,让枪口由上下跳动变为左右横扫,后座力反而带动枪口做弧形运动,将十到二十发子弹呈扇面状射向敌人(这下各位知道日本电子游戏“魂斗罗”里面那种散弹枪的来路了吧?),反而大大增加了命中率。扬长避短,变废为宝,这便是中国人独创的高招!采用这种方法也正好对应当时中国特殊的战斗环境,房屋内外的短兵相接、伏击、反伏击以及夜战的情况较多的原因。擅使驳壳枪者,在面对一群敌人时,往往先将“快慢机”转至连发状态,横扫一梭子,将成群的敌人打散,然后以单发点射(有时间的话还会接上木套)将剩余的敌人一一摞倒。实际上,即便是单发射击,有经验的射手也会将驳壳枪侧向倾斜一定角度,让枪口自然指向目标,在概略瞄准后果断击发,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甩手一枪”,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毛瑟手枪的握把短而圆,以及与枪身113度的独特夹角,使得采用通常的单手瞄准姿势进行速射时较为困难,二是防止向正上方抛出的弹壳掉回抛壳口而造成意外的卡壳(尽管这种情况极其偶然),或者是落到使用者头上分散注意力。驳壳枪的枪管细长,指向性较好,而且可以双手持枪、左右开弓,这也是射手喜欢采用侧身斜射方式的重要原因。中国人使出这么一手,打得日本人哑巴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了。

 


连环画《铁道游击队》里

的驳壳枪横扫一梭子动作

 

  驳壳枪在中国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德国原厂产品又价格不菲。从1918年起,国内四川兵工厂便开始仿造该枪,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丰富了驳壳枪的种类。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为止,国内共有11个兵工厂在批量生产驳壳枪,仿制正版M1932型的厂家有5个,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工厂甚至是手工作坊也在仿造这种产品。即使是仿造,驳壳枪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汉阳兵工厂20年代初出厂的驳壳枪价格120多元,几乎是“汉阳造”步枪的3倍。驳壳枪本身的种类就很多,加上各种变型和仿制品那就更加复杂了。顺便再多一句嘴,驳壳枪的携带行军也同样很有意思。因为驳壳枪较长,垂直插在腰间不方便骑马或弯腰,所以一般采用斜插方式,这样在拔枪时也比较顺手。除了常见的将枪装进木套或皮套内,然后斜挎在身上的携行方式外,中国人还有自己独创的携带驳壳枪方法。游击队、武工队队员们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和轻装起见,一般不使用枪套,而是将驳壳枪直接插于束在腰间的宽皮带里侧,然后将外面的衣襟放下遮住身上的武器。如果您看得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双枪中有一支特意将准星锯掉了,这种情况当时相当普遍,目的是为了避免拔枪时准星钩住腰带而影响出枪速度,而近距离内快速射击时用于精确瞄准的准星确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特别是容易造成手枪前端表面磨损。所以聪明的中国人又发明了所谓的“明套”(又叫“快套”)。这种“明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枪套,而是一个钢片或铜片制作的简单装置,多半是由使用者自行制作的,其一面将金属片弯成一定形状,和枪身表面突棱上的凹槽相配合,使“明套”和枪身联为一体,另一面则是一个长金属片弯成的卡子,用来别住皮带,带有“明套”的手枪靠这个卡子直接挂在皮带外边,同时还不影响枪支的正常使用,这也算是中国人使用驳壳枪过程中的另一个发明创造了。总而言之,驳壳枪是日本帝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遭遇的第一种性能超过自身装备的武器。死在它手上的日军官兵到底有多少,已经很难有明确的统计。不过,比起抡起大刀拼刺刀那种古老打法来,驳壳枪给“皇军”造成的损失绝对要大得多。

 

3.       消失的王牌

 

  记得自己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有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上课期间学校突然发下来一本小册子。记得封面是绿色的,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着《三防手册》(三防指的是防核、防生物和化学武器)这个标题。别的同学大多兴味索然,把这个册子顺手丢了;我反而在好奇心驱使下将它来回读了几遍。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Fish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生物化学武器这个概念。倒不是Fish在这里故意卖弄,实在是因为时间相隔太久,再不记录下来,像这类旁门左道的知识就会逐渐被遗忘,多少有些可惜。另外,如果不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读者很难真正体会到本文当中生物化学武器的危害。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两个概念。所谓化学武器,是指通过人工化学合成方法制造出来的有毒物质。最具代表性的化学武器是沙林、梭曼和VX这三种化学毒剂所组成的毒剂系列。沙林又名“芥子气”,是德国在第一世界大战率先投入实战的化学武器。一般是将液态毒剂喷洒到空气中形成毒气云雾,漂到敌方阵地上方造成伤亡。这是一种糜烂性神经毒剂,主要靠破坏敌人的神经系统,导致呼吸困难、失去知觉直至窒息死亡。同时,如果一定浓度的毒剂和暴露的皮肤接触,可以直接腐蚀皮肤造成人体细胞坏死溃烂。梭曼和VX是在沙林基础上开发的,旨在增加杀伤力的“改良产品”。三者之中,以美国研制的VX毒剂最为厉害。简而言之,沙林可以通过用水冲洗而失效,使用后持续有效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VX毒剂则无法通过水洗消毒方法清除,使用后持续有效时间可长达数月之久。化学武器的缺点是生产成本较高,需要相应的化学合成设备。而且化学武器一般具有挥发性,很不稳定,保存、运输和使用均需要特定的条件。美国电影《勇闯魔鬼岛》里面描写一些美军士兵闯入冷库盗窃带有VX毒剂的战术导弹,就是以此为依据,有其一定的事实基础。反之,为了突出剧中人物的英雄形象,在同一部影片里拆除毒气弹的剧情部分,主角别说全套防护服,竟然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戴,这在实战当中无异于自杀行为。

 

  生物武器则正好是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首先,生物武器的原料普通,无需人工合成,只需要培养一些自然界里早已存在的致命细菌。套用一句用滥掉的广告形容词来说就是“纯天然”的。它的造价自然比化学武器要低廉许多。主要通过向敌人投放这些细菌造成致命流行病大爆发,消弱敌方战斗力,进而造成对方大规模的伤亡。人类开始系统地研制生物武器,还是在微生物学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自然界里的致命病菌多得数都数不清,理论上来讲生物武器的种类几乎是无限的,投放方式也比化学武器来得简单。最早研制并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生物武器的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德意志帝国。当时的生物战剂仅限于少数几种细菌,比如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和鼠疫杆菌等。生产规模很小,施放方法也很简单,主要由德国特务潜入对方境内,用装在小瓶中的细菌培养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1915年俄国反间谍机关就曾在彼得堡捕获一名带有鼠疫杆菌培养物的德国间谍。与会自动失效的化学武器比较,生物武器杀伤效果较不明显,因为有交叉感染的扩散可能性,使用后的结果更加难以预料。还有利于使用者事后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真相。如果说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后对敌方非战斗人员(平民)的死伤数字还能进行大概的估算的话,生物武器就是根本连这一丁点道德底线都没有的“完全无节操兵器”。


石井四郎

  二十世纪30年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是生物武器的主要研制者。战争后期,德国和美国也进行了一些生物武器的研究,但其规模和程度都无法和日本相比。这一阶段生物武器发展的特点是战剂种类增多;战剂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从而扩大了攻击范围。1936年,经日本裕仁天皇批准,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国”境内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即设在哈尔滨平房地区附近的“731部队”总部。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为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中将。此人可谓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众多畸形产物的代言人。他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排行第四。根据档案记录,年轻时的石井四郎“古怪反常”、“行为乖僻”。1920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后进入陆军军医学校。为了出人头地,他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一是迎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的千金攀龙附凤;二是赴欧美留学深造,以求今后青云直上。石井四郎于1932年和1933年之间,曾经两度潜入中国东北,化名为“东乡一”大佐四处活动,并组建了731部队的前身 — “东乡部队”。731部队正式成立后,有工作人员约三千人,每年经费约1000万日元,估计其细菌战剂每月的最高生产能力为:鼠疫杆菌浓稠菌液300公斤,炭疽杆菌600公斤,伤寒杆菌800公斤,霍乱弧菌1000公斤。该部队还大量培养能传播鼠疫的跳蚤,每3至4个月能生产45公斤。同时还研制出至少8种生物战剂的特殊施放装置,如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自来水笔式,手杖式施放器材等。此外,日军在黑龙江省安达县设有细菌武器试验靶场,并附有专用航空队。在林口、海林、孙吴和海拉尔等地没有4个支队,也能生产并施放细菌战剂。

 


现存于哈尔滨红军路108号的日本总领事馆原址

  1949年12月,苏联在中苏边界的伯力城对被其在中国东北俘获的12名日军细菌战犯进行审判,当时曾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军医川岛清少将受审时供称:731部队曾残酷地用活人作实验,每年被押进731部队本部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至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最保守估算,6年(1939年至1945年)内至少有3000人丧生。1935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事务所因为服务范围扩大(增加水运和汽车运输)搬到奉天(今沈阳)的铁路总局办公。其在南岗车站街(现红军街108号)的新办公楼被日本总领事馆接手征用。当时的日本领事馆包括有警察部队和特高课特务组织。日本方面在领事馆新楼地下室大兴土木,按原址规模建立可以关押百余人,包括刑讯室和水牢在内的监狱。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义州街27号的总领事馆旧址改名“白桦寮”。干脆变成了刚成立不久的731部队成员单身宿舍!为了保密,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的人在书面材料上被写为“丸太”(日语读音“马路大”,翻译成中文就是木头的意思)这些人被集中到哈尔滨市内某些特定场所,如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部、宪兵队总部,以及那幢用石头围墙围起来的漂亮西式建筑物的地下室,即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由运送“丸太”的特殊车辆定期到上述场所接“货”。被看作是实验材料的“丸太”则以1根、2根来计数,戴上手铐,腰上再拴两道绳索,5人或10人排成一串,被强行拉走。驾驶员说句“领到马路大10根”,就把人强行带到总部,关进特设牢房内。特设牢房由3、4、5、6号楼四面围住,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入口处有一扇沉重的铁门紧锁着,人员不得自由出入。筱冢良雄,15岁就作为少年队成员被石井四郎征召到731部队服役。他曾讲述道,来平房后没多久了解到“丸太”的含义,凡是被日本宪兵逮捕的,无论是有间谍嫌疑的,抑或是无罪市民,一旦被打上“特别移送处理”的烙印,那就注定成为“丸太”了。731部队还有一条铁的纪律,就是“不许看、不许听、不许说”。所以该部队所做的伤天害理的事很少被揭露出来,就是在日本战败以后也是如此。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吉见义明与其学生伊香俊哉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了1941年在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负责联络实施细菌战的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的工作日记 — 《井本日志》。他们随即将该日志摘录发表。该日志秘密记录了日军多次在中国(包括常德)进行细菌战的实情,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铁证。抗战时期,日军进一步在大半个中国布下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人们统称为“石井机关”,表面上从事所谓的“防疫给水”后勤任务。石井机关由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组成,加上派往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及其分部,以及该部队系统的总部 — 东京“防疫研究室”等,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细菌战。设在南京的“荣”字第 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 “波”字8604部队也都是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并培训细菌战人员的分支机构。

 

  日本是1925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国之一,协议当中明确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此举纯属明知故犯。日军方面有文字记录的首次生物武器实战发生于1939年。日军进犯苏蒙边境时,在诺门坎战役中曾将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投入哈勒欣河污染河流。因为日军在诺门坎战役中失败,加上苏联方面对己方损失严格保密,这次细菌战造成的伤亡情况已无法考证。事后日军认为此次细菌战未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效果。此战后,“731”开始寻求用飞机向敌对国战场进行细菌战的新方法,即寻求能通过飞机播洒的大规模杀伤敌对国军民的细菌武器。到1940年,731部队研制和生产了270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鼠疫、脾脱疽菌以及5公斤鼠疫跳蚤,计划在我国浙江抗日战场使用飞机在4000米以上高空采用所谓“雨下法”投洒,以实战试验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细菌武器。1940年7月,石井四郎亲自率领731部队远征队,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上空投洒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带鼠疫菌的跳蚤。据当时中方不完全统计,宁波地区曾发现鼠疫患者99人,其中死亡98人。1940年12月5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致蒋介石的密电中就明确指出:“上月二十八日敌机突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 在严密检验下,鉴定其形,业经辨明系鼠疫霍菌。”另据日方《井本日志》记载,浙江“保号作战”由731部队组织一支远征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联合施行,时间是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至11月28日结束,期间对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以及玉山、温州、台州、丽水等地至少进行了9次飞机撒播细菌的攻击。浙江7个市近30个县受到了细菌战的荼毒,死亡人数约6万人,受伤人数几十万人,其中衢州地区死亡人数最多,达到4万人;伤亡最少的金华地区也超过了4千人。对浙江实施的细菌战结果表明,诸种细菌包括鼠疫细菌原菌,均未取得明显杀伤效果,唯有鼠疫跳蚤取得了预期战果,让细菌战发动者感到兴奋。10月27日,对宁波投撒的鼠疫跳蚤,35日内造成宁波居民109人死亡;10月4日对衢州投撒的鼠疫跳蚤,当日就造成24人死亡,以后又造成衢州城乡鼠疫流行,最终死亡逾2000人。事后,指挥这次细菌战的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向日军统帅部报告:“浙江作战证实,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使用去达到战争目的”。石井还特意将宁波鼠疫细菌战过程制成纪实影片,送往日军高层放映以炫耀其战果。

 


佩戴防毒面具的国军部队

  1941年夏季,日军又对湖南省常德及河南南阳等地进行细菌武器袭击,在当地居民中制造了鼠疫。常德地处湖南,洞庭湖西岸,古称武陵,是一座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常德自古被兵家视为战略要地,号称“湘西之门户。滇黔之咽喉”。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常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重庆国民政府的门户和连结华中抗日战场的交通枢纽。日军对它施行细菌战造成大规模鼠疫流行,可以阻隔重庆与华中抗日战场的联系,从而干扰破坏中国整个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关于这一点,原日军细菌战犯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少将曾在“伯力审判”法庭上有过供认。1941年夏季,731部队派出了第二次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这次远征队是专门派出撒播鼠疫流行病的,日军司令部给予该远征队的基本任务,是要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其重要枢纽是常德城。以常德为中心的洞庭湖滨湖地区,是当时我国正面抗日战场最重要的产粮产棉区,年产粮食3000万担、棉花4万公担,国民政府每年在此地征购大量军粮和军棉。因此,日军要运用细菌战破坏这一中国军队的军粮、军棉供给地。另外,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准备于1941年12月进行第三次长沙作战,与中国军队争夺华中军事重镇长沙,而常德作为长沙战场的直接后援基地,如被细菌武器攻击而遭破坏,将大大有利于日军在长沙战场的军事进攻。1941年11月4日凌晨,一架日军飞机趁着夜色,偷偷飞抵常德上空,盘旋数周,在城区中心关庙街、鸡鹅巷和东门一带投下大量谷、麦和破布、棉花等异物。日机投掷物的一小部分,在当天下午被军警收集,送到当时驻常德美国教会开办的广德医院去化验。中国医师谭学华和检验士汪正宇从日机投下的谷麦培养液中,发现一些与鼠疫杆菌图谱极为相似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初步断定日军在对常德实施可怕的鼠疫细菌攻击。日方《井本日志》中对常德细菌战的记载如下:1941年11月4日凌晨,“731”部队一架97轻型飞机于日本时间5:30在南昌起飞,6:50到达常德,由“731”部队航空班增田美保少佐驾机,将36公斤代号为“谷子”的染有烈性鼠疫传染病菌的跳蚤与大量谷、麦等杂物在常德城区投下。在《井本日志》中,将其实施的细菌战秘称为“保号作战”,将鼠疫跳蚤秘称为“谷子”,并记录每1克“谷子”平均是1700只跳蚤。日军在常德投下了36公斤“谷子”,那么总计约是6000万只鼠疫跳蚤。6000万只“鼠疫跳蚤”降临常德。当时常德城区人口是6万,从理论上计算,常德居民将平均每人受到1000只鼠疫跳蚤的攻击。

 

  据《井本日志》记载,在实施常德细菌战的过程中,曾遇到两个意外:一是原来接到的情报是“目标方向天气良好”,但是飞机到达常德上空却报告“雾浓”,并“800米附近有云层”,所以原定在1000米以上高空投撒跳蚤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得改为低空投撒;二是飞机携带的两箱鼠疫跳蚤在投撒时,有一箱无法充分打开,使箱内跳蚤未能投尽,飞行员增田美保只好将这只箱子整个丢到洞庭湖里。作为应对措施,国民政府从各地调派防疫队20支共计200余人赶赴常德,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亲临常德督导防疫工作。防疫处紧急下令:学校停课,旅馆、剧院、饭店、浴堂等一律停业。疫病爆发期间,常德两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不胜工作,三座焚尸炉竟然烧塌了两座。因此焚尸炉于次年4月中旬停止作业,大量疫尸此后改葬东门外新辟的鼠疫公墓。此次鼠疫流行至1942年7月份才得到控制。据曾在隔离医院担任医生的王国珍老人1993年回忆,这次鼠疫流行“死亡几百人”;据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1979年回忆,“死亡者在500以上”:据邓一赶先生1965年回忆,“死亡人数在600以上”。在城区鼠疫大流行时,疫病又传播到乡下。1942年5月,桃源莫林乡李家湾村民李佑生在常德贩布时染上肺鼠疫,发病前潜回家中,本人于5月10日死亡,并传染其家人及邻居共计16人,他们在11天内全部死亡。常德防疫处紧急派出医疗队和军警,才控制疫情。并鉴于常德鼠疫已外传,将“常德防疫处”扩大改组为“湘西防疫处”。1942年10月,鼠疫又传播至常德东北30公里的石公桥镇。据历史档案记载,10月下旬,石公桥镇突然发生大量死鼠现象,许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于街头和居民家中,之后有人开始暴病死亡。10月27日当地第一个鼠疫患者丁腊秀死亡,接下来开鱼行的丁长发家两名帮工死亡,随后丁家9口人全都死亡……一时间,2000人口的石公桥镇上几乎家家死人,户户举丧。常德防疫部门闻讯派来医疗队和防疫纠察兵,至次年1月疫情才得以控制,石公桥镇死亡160余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1942年4月18日,作为报复,当时美国海军最新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搭载十六架B-25轰炸机,在空军中校杜立特指挥下,对日本东京都进行了奇袭轰炸。虽然这次轰炸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却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巨大的心理打击,换句话来说,就是大大地丢了一回脸。为了躲避日军的反扑,轰炸机带着炸弹起飞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立即向夏威夷方向返航;而轰炸机则在投弹攻击后,借着所剩不多的燃料飞往中国大陆沿海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寻找机场迫降。侵华日军事后得知美军飞机原计划在浙江衢州机场降落,立即在同年5月发起了旨在夺取衢州机场等要地的浙赣战役,其间再次大规模施放细菌武器。1942年夏,当日军从浙赣战线撤退时,“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共同在撤退区用霍乱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污染水源和食物,引起当地居民患病。并惨无人道地把经过病菌污染的食物发给战俘食用,然后再把他们放回中国军队,企图造成大规模疫病流行。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全中国范围内死于细菌战的受害者(不包括被用来做实验的活人)估计达58万人。其中浙江省在前后三次细菌战袭击中死亡人数合计达27万人。其中仅衢州一处就累计死了6万多人。

 

  1944年11月4日到圣诞节前后,美国各地突然频繁发生火灾。后来一架美国巡逻机成功拦截并捕获了一个神秘的大气球。经过美国空军特别调查组的努力调查,发现原来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失去了大多数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军航空兵,日本人当时已经没有可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武器。日军不甘心失败,挖空心思地研制了几百枚这种可以升到12000米高空,再顺着平均时速达400公里高空强气流横越太平洋,最后自然降落到美国境内爆炸的气球炸弹。当时这种气球搭载的主要是燃烧弹,幸运的是因为高空中复杂的对流情况,多数气球炸弹根本无法到达目的地。而那些勉强到达美国上空的气球又遭遇到当地冬季的大雪天气,大部分失灵。只有一小部分按计划爆炸。美军在美国本土包括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奥勒冈等西海岸地区陆续发现气球炸弹。美国怀疑日军同时利用气球炸弹散布病原体。同年12月在美军驻华司令部在奉命调查过程中,更进一步发现了日军设在南京的“多摩部队”(即“荣”字第164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浙江细菌战后,731部队选定“鼠疫跳蚤”作为其王牌武器,日军统帅部也极为重视,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给731部队的指示信里说:“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因此要在这方面加紧工作。”但是面对美国开发的更具威力的王牌 — 原子弹,日本除了战败投降之外,已无任何选择可言。

 

  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公布日军是用活体实验来获得数据的事实后,美国迫切想独占日军的细菌战资料,在战后立即派出了科学调查团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生物战的实况。其后写成《桑德斯报告》。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专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的秘密。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于是,美日有关细菌战资料的交易达成,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这一批本应受到严惩的日本战犯逃脱惩罚,逍遥法外。美国国防部于1941年11月就成立了生物战委员会。1943年4月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的Detrick要塞建立生物战研究机构,占地520公顷,拥有2500名雇员和50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哲学博士120人,医学博士14人)。1944年在犹他州达格威试验基地建立了生物武器野外试验场。美国负责研制生物武器的主要机构是位于Detrick要塞的生物研究所,生产单位为埃奇伍德兵工厂和松树崖兵工厂。1954至1962年,美国共发生实验室感染(事故)3300例,其中半数发生在Detrick要塞。在此期间,美国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一系列空气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即所谓的“气雾罐计划”(cloud chamber project)。对生物战剂气溶胶的存活、动物感染机理及感染剂量进行了研究,为以后生物战剂的气溶胶攻击奠定了基础。当时,他们研究的战剂有: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布氏杆菌、土拉杆菌、类鼻疽杆菌、鼠疫杆菌、鸟疫衣原体和粗球孢子菌。在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当中,美国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都曾小规模地投入实战。石井四郎因为为美军提供了大量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的第一手资料,对美军第二次大战后的生物武器研究有功,得以在美国人的包庇下苟延残喘,于1959年得到善终。

 

  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研制使用情况最权威的文字材料是战后美军编写的《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所谓《阿尔沃·汤姆森报告》是1946年由当时美国迪特里克基地中校阿尔沃·汤姆森对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和次任部队长北野政次进行审讯之后,写成的总结性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述了731部队总部的体制、配置、职责以及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有关信息。报告显示,在汤姆森第一次问讯时,石井四郎掩盖了细菌战、细菌武器的研究和人体试验罪行,而后通过多次问讯,汤姆森得到了比第一次更多更重要的情报。“石井四郎从避谈细菌战、人体试验到积极配合汤姆森的调查,短时期内有如此大变化,除了美军施加压力之外,主要是因为美军和石井四郎达成了交易,为获取细菌战和人体试验情报信息,调查结果将不作为战争罪行证据曝光。”石井四郎供述,至1940年,已经研制出9种用于细菌病原体传播的炸弹,并进行了实地测试。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地、制造传染性云雾,以及爆裂弹药,即通过污染炸弹碎片和炮弹碎片造成伤害而感染并致伤亡。截至1942年,731部队共研制生产了2470枚细菌炸弹。据石井四郎向汤姆森提供的数据,1937年至1942年,731部队共生产了2470枚携带细菌病原体的炸弹,这些细菌弹以炭疽菌、鼠疫菌和伤寒菌为主要填充菌。侵华日军生产的细菌炸弹中以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 A型炸弹为主要类型。其中石井式陶瓷细菌弹是731部队生产最多的细菌弹,由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参与研发设计,是专为填装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而设计的,1940-1942年共生产约500枚。报告还认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研发细菌武器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汤姆森在报告中写道:“尽管石井四郎宣称细菌武器只是关东军水供给和净化部中非常微小的一方面,且该研究的进行也不曾得到官方高层指示。但是,从其所完成的研究和所取得的进展来看,显然细菌武器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是大规模进行的,是经官方批准的,并且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支持。”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侵华日军生产了至少10种类型的细菌炸弹。包括石井式陶瓷细菌弹、H A型炸弹、I型炸弹、RO型炸弹、SI型炸弹、U型炸弹、老型U JI炸弹、GA型炸弹、100U JI型炸弹、母女弹等。杨彦君说:“根据《阿尔沃·汤姆森报告》的详细记录,可以明确断定细菌炸弹的研制是以细菌战攻击为最终目标的。根据翔实的实验数据和设计图纸,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以进行细菌战为目的而开展了细菌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的历史事实。”

 

 


  2014年9月,日本纪实作家青木富贵子撰写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该书作者以二战时期50多份珍贵史料为依据,其中包括在石井四郎老家新发现的,由他本人书写的战时日记。该书对713部队和石井四郎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进行了披露。根据青木富贵子整理的证词,抗战时期石井四郎特地从其家乡加茂村附近征召村民来负责哈尔滨平房地区的工程建设,在平房地区总部内特设牢房关押“丸太”,即细菌武器活体试验品,由他二哥石井刚男带领家乡子弟兵组成特别班负责看守。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是叫东乡部队,接下来是加茂部队和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731部队。被送至该部队特别班服役的村民,原来的职业从15岁的无业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司机、厨师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可以说是当地劳动力的总动员。其共同点是他们大多是贫穷佃农的次子和三儿子,按照当时的日本传统,不能像家中长子那样继承家业,只得跟着老乡石井四郎跑到中国去混饭吃。据说这些人总数多达一百几十人,他们领取比日本内地人多两三倍的工资并把钱汇到自己老家。二战行将结束的1945年夏天,苏联红军席卷中国东北大地,在731部队服役的加茂村民们大部分死里逃生,侥幸回到日本内地。自那以后,他们就三缄其口,一直在为石井四郎保守着731部队的秘密。石井四郎曾严命他们摧毁掉所有设施,并且“把731部队的秘密带进坟墓里”,而他们确实也遵从了石井四郎的命令,自匿其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有的人连养老金也不能领取,生活窘迫潦倒以终。抗战期间,日本人费尽心血发明了“鼠疫跳蚤”这一王牌,却根本没来得及推广使用;惨无人道地用活人做实验,结果反而便宜了美国人。现在那些生物武器的研究和使用者,最终也只能和石井四郎以及加茂村的那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