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困兽篇■（2016-4-13订正版）
在侵华战争的开始阶段，日本帝国方面可谓信心十足。人家也确实有点狂傲的本钱：当时日本倾举国之力穷兵黩武，在给本已陷入萧条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带来严重后果的同时，也确实打造出了号称当时全世界最精锐的军队之一。日本和德国结盟，德国元首希特勒其实瞧不起亚洲人，但是日本帝国的庞大军队（特别是其海军力量）还是被人家刮目相看，这才有了和第三帝国结成轴心国的资格。他们把中国整个儿当成了一盘散沙，完全就没放在心上 – 当时从国际环境看起来也的确是这样。随着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日军士气空前高昂。日本政府把各种各样的情报经过汇总，交给专家们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军队在帝国军队面前不堪一击。在他们看来，除了蒋介石领导的嫡系部队还能算得上是对手以外，其他的军队充其量是群土匪，只要打败了蒋介石，征服全中国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只要“皇军”一到，那些当地武装就会被直接粉碎，化为乌有。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地方武装力量正是趁着日本人麻痹大意，不可一世的时机，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也在战场上得到了锻炼，变得越来越难对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内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来的相持阶段。在这里Fish完全可以套用那句历史课本上的名句：“侵华日军陷入了中国这片泥潭，再也无法脱身他顾；中国人民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坚持战斗，为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彻底打垮日本帝国这头战争怪兽创造了条件。”
1．日本乌龙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是多层次的。虽然主要是战争侵略，实际上还包括了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先大概说一下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日本人为了以最低代价从中国占领区收集物资，在日占区发行了大量不是钱的钱：日本军用手票，简称军票。说它不像钱，是因为很多发行单位被用红线划死了，好像是废票，而且多标有只供军用字样；说它像钱，是因为上面印有不同面额的数字，是日本政府作为军饷的货币。军票早于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已经使用，其后日本每次对外用兵时皆使用军票。但军票的全盛时期可算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时期，当时日本经济崩溃，疯狂发行军票，日本军民的一切公私经济的收支，完全使用“军用手票”，更逼令占领地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所以军票不能兑换日元。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主要发行了5种军用手票。
1937年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实施“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1月5日，日军柳川平助中将率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时，携带着一批专门为在占领区内使用的“军用手票”。这批昭和12年版(1937年)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制造”的军票，日本史学界称其为“甲号票”。甲号票印制粗劣，没有印制数量编码，分拾钱、伍拾钱、壹圆、五圆、拾圆五种面额，属于早期的竖式票，票面图案大同小异，这批军票的总发行量约为300万元，主要流通在浙江省沿海地区。这批军票因发行量不大，流通面窄，目前已不多见。从甲号票开始，侵华日军所发的各号票都是用元为单位，票背面印有警示说明“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如有伪造、变造、仿造或知情行使者，均应重罚不贷”。最初，军票只限于军事费用的支付。随着占领区的扩大，日本内阁决定将军票当做一般货币在我华中、华南等地区全面流通，并不断增大发行量。继甲号票后，1938年又发行了乙号票和丙号票。乙号票是利用日本国内银行用的旧“日本银行兑换券”涂去行名，加盖“军用手票”字样，并印上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作军票行使。乙号票只有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额。3种面额均用黑色为票图主色，票面主图分别为日本历史人物肖像。乙号票主要在上海流通。丙号票是利用乙号票3种面额的旧钞版，挖掉银行名，加盖“大日本帝国政府”红字所印制的军票，与乙号票的面额、票幅、图案、刷色完全相同。乙号票主要流通在江苏省和华南部分地区。
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方面军费猛增，日本政府只有滥印军票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1939年6月又印发了一套用龙、凤为主要票面图案的新军票——丁号票。丁号票共7种面额。票面印“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票背印有与甲号票相同的说明警示文字。有茶褐色的壹钱票，伍钱为蓝色，拾钱为棕色，伍拾钱为黑绿色，壹圆为黑棕色，伍圆为黑蓝，拾圆为黑青。丁号票全部没有印量编号，主要流通在我国华中地区。1940年又印发了戊号票，也在华中地区流通。戊号票和丁号票的票幅、图案、刷色基本一样，只是去掉了“军用手票”四字，只有“大日本帝国政府”，并在票面加印了代表发行数量或批量编码，完全作为普通货币在占领区内行用。又在丁号票的基础上增发了百圆大钞和直形小票“贰厘五毛”成为9种面额。据1940年日本正金银行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杭州湾登陆起到1939年底止，只甲、乙、丙、丁四批军票的总发行量已高达34亿多元，回收销毁不足4亿元，大部分日本军票在战后都变成了废纸，可见这批军票散落中国民间，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之巨。
丁号票样本
接下来谈一谈日方对中国矿产的掠夺性开采。这里仅以山东的金矿为例。山东招远县境北部东西30余公里范围就有1000多古坑洞，西北有淘金河。特别是招远边界的罗山山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金山，著名的玲珑金矿就坐落在山的南坡。玲珑金矿金脉丰富，地表层的富矿脉矿苗有很多露出山脊。从1924年起，日本人就开始投资玲珑金矿，到1936年日本投资已达65万元，占总股本的46.4%。购买土地，废除土采金法，建设日处理矿石150吨选矿厂，采矿用凿岩机，运输用汽油机车，用颚式破碎机及圆锥粉碎机粉碎矿石。冶炼厂、发电厂设于龙口，全部工程于1937年8月末竣工。当时的侵华日军占领华北后，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是日本当时对华经济掠夺最大的基地公司，负责华北地区金、银、铜、铁、煤及铁道等工矿企业的组织与开发。这时日本帝国的一些中小企业资本家，凭借军事实力，纷纷来到华北，开发占领区的资源。而随日军开发掠夺玲珑黄金资源的第一家企业则是所谓“鬼怒川矿业公司”。
现存于世的个人收藏品当中，有一本鬼怒川兴业株式会社于1938年6月印制的《山东省招远玲珑金矿事业概要》。《概要》中清晰地记录了玲珑金矿的总面积、埋藏矿量以及此后事业发展方针，并记录了事业建设费及年度收支的详实数据。在《概要》的结语部分，记录了鬼怒川兴业株式会社对于玲珑金矿两年内的经济收益预期：“至1939年4月可得136万余元的日币现金收益及价值157万日元的矿藏；从1939年5月至1940年4月，可得402万2千4百80元的日币现金收益及价值157万零8百日元的矿藏。”根据日方记录，鬼怒川矿业公司两年后因经营不力，以打乱了“北支那开发公司”全盘计划为由被母公司“北支那”赶出玲珑金矿，又与三菱矿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山东金矿开发组合招远矿业所”，营运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军盘据玲珑金矿多年，掠夺去多少黄金，说法不一。但仅是这个所谓“不得力”的鬼怒川矿业公司的两年经济收益预期的数字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已着实让人吃惊。以上描写的是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的经济侵略方式，至于把吃自己种的大米的中国人定为“经济犯”；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种植罂粟，提炼鸦片卖钱等等广为人知的经济侵略行为就不在这里一一详细披露了。
再让我们看看文化层次的侵略。日本对中国实行不宣而战，是典型的外族入侵，这种战争往往会使交战双方或一方准备不足。仅就语言沟通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在战前尽量准备妥当。包括对方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等等在内，这些都是多少了解和掌握的必要内容。有了这些，不说作战效率，至少战争中的老百姓会伤亡小一些。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说语言交流的重要性，并不是通过这个问题来掩盖日本鬼子的凶残。并不是所有日军的战斗单位都配置有汉奸翻译，比如一部分日军到了中国某一个地方，需要了解情况，和当地百姓沟通一下，不懂语言仅凭手势显然是不行的。那个时期的中国老百姓相当封闭，一般都只讲当地方言，中国官话都很少听到过。日本人再怎么比划他也确实是不会明白的。语言不通，给敌我双方都会造成损失。后来陆续公布的日本战犯在他们的罪行录中都有提到，抓来老百姓让其交代问题，老百姓因为听不懂而不吭声，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将其杀害。如果多少能听得懂一些意思，我想他们与日本鬼子周旋和圆滑的余地还是有的。一些日本军人被中国军队围困后，一些年轻的日军士兵往往惊慌失措。他们使劲哇哩哇啦喊出一大堆，可我们的人听不明白，就把他们统统毙了，回头找懂日语的一问，才知道人家那是在叫：“我投降！请饶命！”......
看过中国抗日题材电影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早期的抗日题材电影里面，日本军人都说着一口奇特的“协和语”，显得不中不日，古古怪怪；在80年代以后的抗日影片里，扮演侵华日军角色的演员渐渐开始说流利的日本话，配以中文字幕解说。于是就有人猜测，早期那些中国演员虽然深入生活，对侵华日军表演得惟妙惟肖，可惜文化水平低下，不会说日语，所以才用那种不伦不类的协和语来凑数；后来中国演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所以电影里的日军角色也就开始逐渐说起字正腔圆的日本话来了。那么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首先，所谓的“协和语”（日语：きょうわご）是真实存在过的语种。它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在日伪统治者的奴化政策高压下所产生的一种汉化日语，在汉语中引入日语词汇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也就是一种语言变体。协和语还有几种别名：兴亚语（日语：こうあご）、日满语（日语：にちまんご）、大东亚语（日语：だいとうあご）。
从1905年日本侵占辽东到1945年伪满州国垮台的40年间，日本侵略者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统治外，还实行野蛮的文化统治，强制推行一系列奴化教育政策，妄图彻底摧毁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心甘情愿地做“王道乐土”的“顺民”。1932年伪满州国刚建立，日本侵略者就发布命令，东北全境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学校禁止使用中国教材，并严格限制关内中文报刊书籍进入东北，同时强行向东北输入大量的日文出版物。在语言使用上，日本侵略者推行一种野蛮的消灭汉语的语言政策。当时伪满洲国的宣传口号是满洲国是一个没有民族歧视的国家，五族共荣。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强迫东北人民使用协和语。在这种野蛮的语言同化政策高压下，东北人民使用汉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汉语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协和语这种不伦不类的语言在满洲流行了十几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政府下令规范汉字语言文字规范，禁止协和语的使用，它才逐渐消声觅迹。另外，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所说的汉语和在日华侨所说的长期受到日语影响的汉语有时也可被视为协和语，或者是协和语的母体。“协和语”本身也是协和语的一个词汇。中国从近代至今，一直不断地从日语中借入汉语词汇。而这些词大多限于对中国人来说的新鲜事物，而协和语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日语词汇尽可能的代替汉语词汇，并用日文语法连接成句。
实际上，按照日本人的计划，协和语还只是临时过渡产品。日本人的最终目标还是用日语取代汉语。在1937年伪满洲国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中，日语教育占有突出地位。从小学开始就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小学阶段，日语课时就基本上和汉语课时相等。中学阶段，日语课时的比例逐渐增大，后来竟超过汉语课时一倍以上。“新学制”把日语列为“国语”，而把汉语称为“满语”。伪满政府则把日语定为“公用语”，要求人人会说。据文献记载，当时学校的教材中，所有的外国国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等一律用日文的片假名注音。有人查阅过当时的有关报纸和资料，发现日文的片假名的确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影视作品当中出现协和语并不都是错误，全部讲日语的侵华日军角色，其历史真实性也值得商权。Fish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演员要在抗日电影里面完美的再现关东军形象，那么他（她）真的需要临时补习一下，做到既会协和语，又会日语。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说协和语才能沟通得起来（有翻译官在场的情况除外）；而在日军内部，日语当然仍是通用语。如果影视作品里面一个日本关东军见了中国人说日语，见了其他的日本人却讲协和语，那不是剧本里面的这个角色头脑有问题，就是编剧本人压根就是个历史白痴。
综上所述，精明的日本人似乎做起什么来都一丝不苟。那么，他们有没有犯过错误，闹过笑话呢？答案是肯定的。先谈一谈日本二战当中最大的情报战失误，也就是所谓的“池步洲破译日本密码”事件。1942年12月3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向美国驻华大使递交了一封密信。内容大意为日本将在五日之内向美国宣战，而且很可能偷袭驻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据说就在这天凌晨，中国一位名叫池步洲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日本外务省（外交部）发往驻美使馆的加密电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主任毛庆祥接到池步洲报告后立刻向蒋介石汇报，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封密信。池步洲是何许人也？他是福建省闽清县人，出身农家排行第八。原是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普通员工。池步洲精通日语，又娶了位日本太太，本打算在日本长期定居。1937年“七七事变”后池带妻子与一子二女举家回到上海。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陷入变相失业境地的池步洲偶遇陕西籍老友陈固亭。后者激励他利用精通日语的有利条件，去重庆加入1940年成立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从头开始学习密码技术，主攻日本外交密码。终于成为中国能够破译日本密码的第一人。为什么破译日本密码首先需要精通日语？这还要从当时日本外交密码说起。1934年日本海军从德国买下一部“恩尼格马”商用密码机，他们改进了这部机器，造出了自己的密码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接著，日本外务省又改进了“九七式欧文印字机”，把它发展成为日本整个外交系统广泛使用的战略级密码体制，这一体制被美国情报人员命名为“紫密”。当时德国的“恩尼格码”和日本的“紫机”均使用欧文键盘传输其母语内容，尤其是紫机传输的实际是夹杂了英文、数字和片假名表音字符的电文而无任何中文汉字，这就需要译码者同时对数学和日本语言有深度了解。日本外务省自以为“紫密”无法被敌方破译，便在电文中大量重复使用“北方晴”（和苏联关系缓和）、“西风紧”（和美国关系紧张）、“东南有雨”（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撤出日本侨民）等日本俚语短句，结果被池步洲逐一破解。奇怪的是美国对中方的这封密信反应冷淡，基本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结果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日本“如约”偷袭了珍珠港。当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军官们跑去向偷袭计划制定者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祝贺时，这位当过日本驻美武官的老将却回答：“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油画）
为什么美国不相信中方的提醒？原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加密电文中参杂代码。外务省使用2位字母的代码量少较易破解，帝国陆军使用4位数字的代码，海军使用5位数字的代码，陆海军均在代码本中掺杂了数千无意义代码以增加破解难度。而且日本一直避免在外交电文中发送军事内容；日本海陆军也大量使用暗语、缩略语避免直白表达；日军最终确定实施珍珠港任务的电文为1941年12月2日上午10点30分东京国会正式做出宣战决定，战场指挥官南云中将于日本时间当天下午5点30分收到“登上新高山1208”（指台湾玉山及12月8日）。若无此密电命令日海军的偷袭行动很可能会变为一场大规模演习。池步洲并未从破解的外交电文中找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明确指令，而是以大量电文之间的关联推断日军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推断警报对美国政府来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很多，结果自然没有积极反应。为什么池步洲在偷袭珍珠港后就再无建树？日本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后迅速更换了密码系统，将密码更换为JN25后又迅速换为JN25a，并开始严格规范紫机的使用。原本等级较低的外交密电也如海陆军需按规程使用，包括避免重复格式而成为密电码弱点。中国在缺乏巨型破解机械和缴获的密码相关物品条件下，单凭个人脑力分析已无法应对。池步洲实际只在珍珠港事件前后的短时期内成功破译了一小部分日本外交密电码。后来“军统”特务领袖戴笠以中方曾向美方提供过日军将偷袭珍珠港信息为由成功取得了“军统”与“美国海军部”情报署联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据说戴笠掌管的中美合作所还破译了山本五十六出行计划密电，导致这位联合舰队司令乘坐的日军轰炸机在布干维尔岛被美军拦截击落当场陨命。此说亦不可信：目前可查的中美合作所得成就仍在包括刑讯和色诱在内的传统技术范围内。真正造成山本之死和中途岛海战变局的幕后功臣是美国情报署的“地牢”（英文：Dungeon）行动。日本海军为了防止密码落入敌手做足功课：军舰密码本全部用水溶颜料书写，书脊灌铅以防落水后上浮。但美军仍从1942年1月被击沉的伊124号潜艇中获得了日本海军JN25a密码本。当时此物存放于潜艇保险箱内。因潜艇中包括第九潜水战队司令远藤敬男中佐、舰长岸上幸一及以下舰员80人都迅速溺水身亡而未能被销毁。但直到当年6月中途岛海大战前夕“地牢”也只破译出约三分之一的密码内容。所幸日本帝国海军因体制庞大此战前没有按计划全面更换新的JN25b密码。另一个关键是美方故意让中途岛守军发报称岛上海水淡化设备故障。计诱日本海军重复拍发了有“AF缺乏淡水”内容的加密电报。终于确定日方暗语AF代表的就是中途岛。借助情报的力量，中途岛之战美国以一艘航空母舰为代价一举击沉日方六艘航空母舰，全歼了从偷袭珍珠港之后就横行南太平洋的南云舰队。日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油画）
纵观整个侵华/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一直对情报工作十分重视，不过根据侦查对象的不同，对情报收集的力度与仔细程度却大不相同。对他们的主要对手国民党政府军，他们下足了功夫，甚至曾经有日本间谍成功地混入蒋介石领导组织的核心；反之，对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地方抗日武装却十分轻视，对八路军的领导人与内部结构不求详解。下面这张图片正好为本章这个部分划上精彩的句号。如图上说明所写，这是1937年间，日本政府为了缉捕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而专门发布的模拟图片。图中的毛泽东留着日本式的八字胡、戴着礼帽，一副典型的日本商人打扮；朱德则活像是苏联领袖斯大林的中国版本。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上述两人的了解非常有限，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在想象画。可怜那些日占区的警察特务、日军入侵部队的普通官兵，一本正经地照图缉捕索拿。就凭这两幅图，恐怕从抗战开始抓到结束，那怕日寇真的把全中国都占领了，也沾不到朱、毛两位的一根汗毛。此外据说在冀中地区，日本鬼子扫荡进村，进了中国人的院子一定先奔女茅房……这件事，冯志在他的《敌后武工队》里面也曾描述过。估计熟悉日本现代色情产业的人可能会想入非非。别把鬼子想得太变态了，这其实是日军当时严肃的战术侦察活动。战术侦察干吗要奔女茅房呢？因为从那儿可以判断有没有武工队住过！冀中的情况与东北不同，那里住户的男女厕所是分开的，男厕所是在街上的，而女厕所则是设在家里的。这是因为此地商旅频繁，行客不断。客商大都是男的，当地人贪心，男厕所放在街上，可以把这部分农家肥料留下来，不让它跑到村外边去。而冀中民风封建性又比较强，女厕所设在院里，有少让家里女眷出门抛头露面的意思。当然这是指比较大的村子和集镇而言，如果是小村子，就没这么讲究了。当时八路军武工队活动有一个规律：大部队专驻小村，小部队专驻大村。这是因为，大队人马进了小村，一控制村头村口，整个村子便成了八路军的天下。开会，派饭，减租减息，工作在全村就全面开始了。反过来，如果共产党的队伍只有几个人，那么就会住进大村，找个堡垒户或者高房大院的地主家，悄悄进去，派个岗哨上房警戒，神不知鬼不觉就住下了，连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武工队在大村住下，只能隐蔽，不能随便上街 — 在许多国家的乡村地区，出现新面孔都是很扎眼的。隐蔽是武工队的长项。问题是时间长了，总要解决五谷轮回的问题吧？无法出门的武工队只好借房东院内的女厕所使用。时间一长，日本人逐渐摸到了规律 — 进村先奔女茅房。一旦发现里面墙上有男人的尿迹（女人因为生理结构原因，尿不到墙上去。），就可以说明此处住过武工队！据说这还是爱琢磨的冈村宁次中将当时亲自总结出来的呢。（冈村宁次于1944年晋升为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总司令，日本战败后在南京签署投降书。参见本系列博文第四篇，Fish注）
2. 窝囊废部队
二战中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今天让我们联想到的不外乎是“凶狠残暴”、“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继而想到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武士道精神等等，似乎这些日本鬼子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杀人机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当时无论是装备还是军人素质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准的“皇军”当中，却出现过一支因为战斗力奇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第四师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成立于1888年，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组建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该部队属于陆军甲种师团，是日军中资格最老的部队之一。日本人很讲究乡党文化，打仗征兵大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招人组成部队，以便提高其凝聚力。大阪师团的编组地是日本名城大阪，其士兵来源主要是大阪城里的菜贩子和游动商贩。当时日本帝国的每个陆军师团都用一个单字代号作为简称，多数师团代号都是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代号“勇”，第九师团代号“武”等等，而大阪第四师团的代号为“淀”— 这个代号可谓别出心裁，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是因为在大阪有一条叫淀川的河流横穿当地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兆头。当然同时连一点武士道精神的影子都没有。第四师团总兵力约两万两千人，下辖4个联队，标准甲等装备，本来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其中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该联队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这个侮辱性绰号。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其“勇敢”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日渐吃紧，日军大本营决定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当时，日军大本营为了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分析结果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从各地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中将就曾担任过第四师师团长，但他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经查证，山下奉文是在诺门坎战役后于1939年9月接替沢田茂中将出任联队长的，1937至1938年该师团的长官是松井命中将，Fish注）努力集训一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8年1月至6月 “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部队。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40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突围后的中国军队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就在穿越鲁苏皖边界一条公路的时候，发现前方路上赫然出现一支装备精良、正在挺进的日本军队，此刻疲惫不堪的中国军队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见日军追来，中方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发现那支日军不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原地休息，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正是大阪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结果双方竟然相安无事。战后日军追究责任的时候，南进支队的队长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振振有辞向上级解释道：“没有接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消息传到中国军队，“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传开来。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其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大阪第四师团的种种佚事，其中特别重点介绍了由第四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108联队在广东进行的一场“战役”。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军兵力匮乏，就将预备役人员改编成现役。第四师团108联队的士兵，当时年龄大都在30岁以上，仍以大阪人为主，绝大多数都是老兵油子。1938年10月，日军发动广州战役期间，因兵力不足，108联队被临时调过来支援，由此发生了一场令日军高层哭笑不得的事件，即“水牛战役”。1938年10月12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在惠阳大亚湾下涌、盐灶等处强行登陆；日军进攻广东时，驻守广东的国军部队基本都北上抗战去了，留守兵力很少。日军突然攻击广州，使得中国军队猝不及防。中国守军151师仅有一个营在大亚湾当地布防，遭日空军轰炸死伤惨重。13日，日军攻占平山；14日占领横沥并进至惠阳南郊。15日，惠州失陷。17日，国军第153师在福田一线击溃日军一个联队，迫使日军退回博罗；独立第20旅在正果击溃日军少数侦察部队。于是，第4战区决定以第186师固守增城正面，并调集战车、炮兵支援；以第153、第154师从右翼，独立第20旅从左翼合围日军，企图将日军聚歼于增(城)博(罗)公路间的浮罗山下。10月18日，日军先遣队包围攻击显岗、石坳，中国守军伤亡甚大。敌军继续向长宁推进，遭中方186师狙击。至14时，敌军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186师败退。16时，日军占领福田。19日晨，日军第18师团到达增城。中方在广东的军事领导人余汉谋匆忙布防，双方军队在增城展开决战。当时108联队刚刚在大亚湾登陆。上岸后，日军高层不断严令108联队去增城支援友军。日军高层深知大阪兵打仗时往后缩的坏习气，为此高层不断威胁108联队的指挥官：如果一天之内不赶去增援，就让你们的大队长为天皇尽忠吧。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108联队还没有赶到增城，而且日军高层也没有办法处罚他们：因为108联队竟然有赶不到增城的正当理由！
对此108联队的战史是这样记载的：上峰让我们一天赶到，我们要加快行军速度，争取半天内就赶到前线。但是，我们刚刚登陆，都很疲惫，还要携带那么多装备，怎么办呢？答案是：从中国老百姓手中抢劫牲畜，让牲畜代为驮运装备。这个设想很好，108联队说干就干，抢了很多老百姓的牛，把枪炮、弹药都放在牛背上，自己轻巧地上路，这样就可以跑得快一点了。一开始上路挺好。但是赶了一段路就出大问题了。10月份的广东依旧很热，108联队抓过来的牛都是水牛，这些牛走了一段路后感到累了，就全都钻到水里休息去了，日本兵拦都拦不住。这下108联队的枪炮、弹药都泡了汤。联队官兵立即给上面打电报：我们的枪炮子弹都进水了，我们抓紧时间捞上来了，但是需要一天时间晾晒。于是晾晒了一天。等晒完枪炮，增城那边的仗都打完了！中国军队与日军十八师团激战竟日，被迫于19日当晚撤退，增城失陷。10月20日8时，敌军攻破186师防线，10时占领县城以西的钟岗。186师孤立无援，退向钟落潭，14时县城遂告失守。20日晚，第4战区在广(州)增(城)公路两侧布防，阻击日军，将主力撤至粤北的翁源、英德一线，而以一部防守广州。21日，日军攻占沙河，进而占领广州市区。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与海军配合，于23日攻占虎门要塞；25日攻陷三水；26日又陷佛山，于29日到达广州南郊。至此，日军控制了广州及附近要地。广州战役结束。此战历时不长，影响却是深远的。此役后，中国由华南接受国际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战局愈发不利。随后，国军被迫弃守武汉。广州、武汉两座大城市相继沦陷宣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08联队见仗打完了才赶紧赶到增城报到。日方长官们哭笑不得，也不能真杀掉他们的大队长 — 人家是好心办坏事，肯动脑筋还是好的嘛！
日军和抢来的水牛
1939年5月，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边境冲突（详见本篇第三节），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代号“勇”）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因为装备落后，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根据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记述，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数量突然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的原因要求留守的病号。部队主力第八联队联队长杏贤一大佐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第二师团走了4天，大阪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有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就在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双方宣布停战。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带病”“慷慨”奔赴前线，甚至还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大阪师团师团长沢田茂中将事后对参战迟到的解释是：第四师团驻地太分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结束开始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阪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仙台第二师团却丢盔弃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把随军记者呈报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的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的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的责任，紧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部队第十一军中的一员。真可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不会打仗的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柿子挑软的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因为敌军士气大振……”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经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至10月）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当时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74军，也只有阿南惟几这种“榆木脑袋”才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老兵有得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都装不下我们了，又改大本营直辖！”
大阪兵为何如此窝囊废？中国旅日作家萨苏2015年6月28日于演讲中披露，他曾在大阪生活了十几年，采访过很多大阪老兵。他问过老兵，当年的仗你们是怎么个打法？老兵告诉他：大阪是个商业城市，我们打仗的时候，当然也效忠天皇，但是要跟天皇讲价钱 — 天皇代表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永远是要向商人收税的。而我们（商人）是交税的，所以必须跟天皇讲价钱，想办法糊弄政府。经商如此，打仗亦是如此。打仗也要拿捏分寸，武士道我们不干，保命第一，偷奸耍滑是必须的。拿破仑曾说过：“世上本没有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第四军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是两码事。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有人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大阪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二战后期，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新兵毫无经验，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结果把“窝囊废”的歪风邪气四处传播。日本是有名的礼仪之邦，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跟人告别时，却说“御身大切”。翻译成中文，即为“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1944年6月，日军垂死挣扎，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很多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列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本身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纷纷自杀，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全体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惊奇。统计下来，大阪第四师团是日本南方军中战死人数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而第四师团回国后，马上展现出商贩的本来面目。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美军战后对这个日军师团的评价很圆滑，是“爱好和平”。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时至今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有第四师团。
3．玉碎诺门坎
诺门坎，又译诺门罕，位于今蒙古共和国东方省的中蒙边境，距海拉尔以南约200公里。当时这个地名并不代表任何城市或者村镇，而是指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外蒙古之间的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以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为一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进行了一场持续数个月的激烈战斗，最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方面称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战役称为“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此后至9月16日停火为止，称为“第二次诺门坎事件”。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侵华日军主力部队在战术上的首次彻底失败。关于诺门坎战役的详细过程，已经有很多专门的书籍问世，就不多啰嗦了。Fish仅在此举一个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小故事：1939年5月11日，日本关东军与苏蒙军爆发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日军森田彻大佐奉命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装备相对落后，根本招架不住。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车体高大而且装甲厚，日军对它无可奈何。至8月22日，该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军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日本人把战场上阵亡称为“玉碎”，似乎和中国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点渊源），森田彻刚刚冲出战壕几步，即被敌方重机枪射倒，然后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不知道他是不是块材料，不过倒是真的碎了）。
诺门坎战役最终形势图（8月底）
森田彻大佐
这个森田彻是何许人也？他1936年时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1937年“七·七”事变时，还是中佐的森田彻在现扬指挥日军“演习”，他是当时日方的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为讨厌。由于积极参加“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森田彻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森田彻在诺门坎的“玉碎”，完全可以作为整个“皇军”在诺门坎“玉碎”的缩影。值得注意的是，Fish之所以把诺门坎战役归到抗日战争故事当中，是因为在这场战斗爆发的时候，虽然诺门坎所在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处于独立状态，但是当时中国官方并不认可，所以理论上外蒙古当时仍然是中国领土。这场战争应该也是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这里主要论述的不是诺门坎战役本身，而是对日军在这场边境冲突当中获得惨败的反思：号称侵华日军精锐部队的关东军何以在中国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跑到外蒙古，却在苏联军队的面前一败涂地了呢？
说起来，日本人上一次和俄国人交手还是在苏联建立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日俄战争，1904－1905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而争夺亚洲及太平洋霸权而挑起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东北进行，使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朝鲜人民也深受其害。1904年1月13日，日本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保全中国满洲领土，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若犹迁延不决，恐于日俄两国均大不利。同时，日本加快向中国东北调动部队，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日俄战争促成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并取得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驻军的权利，令俄国于此的扩张受到阻挠。日俄战争的陆上战场是清朝本土的东北地区，而清朝政府却被逼迫宣布中立，甚至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了一块交战区。日、俄、中（清朝政府）三方在这场战争中都蒙受到了严重损失，并为之后以上各国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日本人因胜而骄，军队建设逐渐变得默守陈规。
应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形式从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那样排成队列方阵，双方以步枪相互对射（以步枪为主力，有火炮辅助）发展到了重炮加机关枪（步枪退为辅助武器的时代）。换句话说，当初日本人设计三八式步枪的理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术相比，已经落伍。按理说，新战术都应该是超越旧有的战术（不好就不会采用）。所以说以三八式步枪和少量机枪、火炮、坦克武装起来的日本帝国陆军不能对应美国、苏联式的大量使用钢铁（火炮，机关枪集中大量使用）的弹幕作战战术。其他先进国家已经把步枪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或许步枪的性能可以继续充分发挥，而日本陆军还是坚持把三八式步枪作为主要手段，只能是以卵击石了。当时步枪已经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火炮、机枪、坦克以及弹药的数量，但是当时日本陆军没有大量这些决定战争胜利武器。以没有大量决定战争胜利的武器的日本军队，遭遇拥有大量决定战争胜利因素武器的苏联军队，会如何呢？结果可想而知。
以日本人一贯的的精明，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发展与战术变化。实际上，日本当时国内的种种限制也使得日本军不能从步枪时代顺利转为弹幕战争时代。当年的日本工业能力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技术能力想超越欧美的想法，虽然得到过盟友纳粹德国的支持，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实现。抗战时期，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技术当时一直是领先世界，只不过数量上是输给美国的观点也是误解。例如日本借鉴了德国技术制造喷气战斗机，图纸上要求是一次性铸造完成，但是日本当时的技术不能制造复杂的金属模具，只能花费人力来一点一点手工加工完成，当然无论在质量还是产量上都无法和纳粹德国相比。日本当时的钢铁生产，与战后日本钢铁生产世界第一的状况不同，当时日本的制铁技术并不完备,铸型技术也是非常低级，并且精密机械也不先进，加工精度非常糟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武器并没有所谓的统一规格，不是不想根据规格制造，而是生产能力无法达到。武器精度的稳定性差。包括三八式步枪在内的陆军装备，如果不调整射击精度很差，直接影响到单兵的战斗效能。有人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配备的南部小手枪（中国人称为“王八盒子”）精度非常差，还老是出故障。甚至同一种步枪的零部件互换性都很差，这样的武器在前线是很有问题。在几枝被打坏的枪支中，寻找零部件拼成一枝好枪，当时在欧美军队里这是普遍的行为。但是当时日本军队却做不到这点，日本帝国的军队建设实在太不经济。
根据从战场归来的日本士兵回忆，日本弹药的制造精度很差，所以弹药卡壳特别多，为了增加射击精度与次数，日军决定生产用手可以调整的三八式步枪，所以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三八式可以调整，出弹稳定命中率高，而自动步枪，出弹量多，卡壳多，命中率低，所以日本军队一直没有大量装备自动步枪的断论由此而来。如果把日本国力与军力相互合起来看，有心人会注意到，实力平衡得非常差。拿海军的例子就很明显，日本是在维持国力以上的军力，所以军事费用，维持费用，以及武器装备的更新费用如果同时产生，日本当时就会破产。弹药的供应也是这样，以日本的国力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弹药，供给超过自己国家国力的军队，这样对于军队的弹药供应出现问题，发生供不应求问题。而军队的数量不能减少，也不能贸然更新新的作战战术，因为新的作战战术就是要大量使用弹药（关系到国家钢铁制造能力）来供应维持，日本没有这样的国力，就先让其他国家使用新的战术，让他们大量生产，消磨他们的国力，而日本则尽可能保存自己，以备最后的本土决战。不是当时日本步枪有超能力，日本军人因为技术精湛才不大量使用坦克、自动步枪和机关枪，而是被迫牺牲日本陆军的发展，而达到确保维护日本整体军力的目的，换句话说是牺牲局部换取整体的不得已的办法。
总之因为日本工业相对落后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日本军事战争机器又非常庞大，如特别花钱的海军（以航空母舰，战列舰为主）或者飞机制造业等，要在这些领域集中有限的国力，结果使得日本军部只能牺牲陆军的利益，一再推迟日本陆军更换制式步枪的时间，集中国力来发展其他军种。日本军部甚至指示，步兵对于对手的坦克，战车等决不能露出怯色，要勇敢地面对面战斗。或者，要求士兵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用大量的堑壕战术来对付地方的坦克，火炮以及机关枪的进攻。于是很多日本兵在诺门坎端着步枪冲向敌方坦克，简直是拿生命当作儿戏。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力比当时中国的军队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皇军”在大量现代化兵器武装起来的苏联红军面前，就显得不堪一击了。一言蔽之，包括森田彻在内的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的“玉碎”，恰恰正是日本帝国自不量力挑起侵略战争的必然结果。
Fish在此再引用两个小故事，描述一下日本人自己在战后编造的关于二战失败的有趣理由。首先，日本人学习努力完全是被战争逼出来的。后来成为哲学家的木田元是在“满洲国”出生的，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教育。1945年4月初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因为成绩不错考入江田岛海军学院。他注意到在那里学习成绩真的和学生的命运挂钩起来。第一年班级座位先后排位按照学生名字的片假名字母顺序，第二年开始就按照学习成绩来排位子了。各科成绩当中数学尤其重要，直接关系到毕业后的分配，可谓生死攸关。总成绩第一名者保送海军省（司令部）。第二、三名搭乘战列舰、航空母舰出海实习。其次分别去乘巡洋舰、驱逐舰参战；再次者航空队（地勤人员）；再次就去乘潜水艇、鱼雷艇…成绩倒数的只好去干（海军）陆战队。别名“挺身队”的陆战队其实就是敢死队。当敌方坦克冲上滩头登陆时，队员被命令抱着炸药“挺身而出”冲上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木田表示幸好自己还没毕业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否则搞不好真的会被派去陆战队当炮灰。难道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神风特攻队”这回事？搞笑的是，在被美国用原子弹逼迫投降之前，日本广播叫嚣要对美军登陆部队发动“一亿人的特攻”，也就全民都去当“挺身队”。这样说来日本人民的总体成绩真的很糟糕，所以一定要坚持努力学习才行。
另一个故事是娶了东洋媳妇出国定居的旅日作家萨苏在自己文章里无意中提到的。说是有一次他下班回家发现老婆用肉骨头喂食女儿。查问后居然是这么回事：战后日本牙医协会发表调查报告称日本输掉太平洋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本国飞行员的牙齿不好！原来二战期间飞行员的氧气面罩不是和飞行帽联在一起的，而是用绳子绑好还需要用牙齿咬住。日本牙医认为由于日本飞行员牙齿没有美国人好，所以时间一长就咬不住面罩，供氧不足呼吸困难，这仗哪里还能打赢？别说美国人，就连侵华日军的新式飞机往往都斗不过中国人驾驶的老型号战斗机 — 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牙齿长得比日本人好！为什么呢？据说侵华日军为此还真写过研究报告。原来日本人吃肉前（不包括鱼类）习惯去骨后烹调。而中国人（还有美国人？）吃肉时都习惯带骨头啃，所以牙齿整齐漂亮（相对日本人而言）。于是战后日本人便努力用肉骨头喂食自己的后代 — 难道这里面还含有想卷土重来的意思不成？
4．松山大爆破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这次袭击最终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珍珠港事件”。日本帝国同时对美国的盟国英国宣战，大举入侵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同盟国。继日本攻击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后，日本军队在南太平洋展开了一系列攻势，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岛屿，直逼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东南亚，日本先后占领了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继续向缅甸进攻，企图占领印度，以彻底截断援助中国的抗日通道，孤立封锁中国，迫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结束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并建立军事同盟，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派出中国军队开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那里的日本侵略军。1942年2月，由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66军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编组完成并开赴到中缅边境。但英国方面又开始顾虑中国远征军会在战后滞留缅甸，影响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在1941年12月签订了协议后，英方始终没有同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从而错失了在仰光陷落之前阻击日军的良好战机。当时缅甸的局势可谓岌岌可危，而英国殖民者顽固坚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义立场，英军在缅甸的全部兵力总共只有两个英缅师，根本不能独立完成保卫缅甸的艰巨任务。同月下旬，中国政府首脑、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会后，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现出了军人的智慧和勇气，他乐观地说：“日寇乃一区区岛国，只要英美诸国认清大局，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战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便可打败日本。”抗日战争的天平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下去。
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被日军占领，英国最终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当天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五军机械化师在师长戴安澜将军的带领下进入缅甸同古，1942年4月5日，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三十八师到达曼德勒。蒋介石派出十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军守卫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孙立人部下的113团在刘放吾团长的指挥下，在仁安羌取得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大捷，在英军的配合下，以不足一千的兵力击退了将近一个联队的日军，解除了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七千多名英军之围，解救出了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五百多人。并把被日军夺去的英方一百多辆辎重汽车和一千多匹战马，交还英军。仁安羌大捷轰动全球，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许和敬佩。为此孙立人将军获得了英国国王的“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加封爵士爵位，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但英美从全球战略考虑，最后还是将答应支援中国远征军的作战飞机调往了北非，从而使中国远征军失去了空中掩护，而英国决定放弃缅甸，死守印度。这一系列的事件使缅甸战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年轻的师长戴安澜领导下，浴血保卫同古，终因日军新增援军打破平衡，兵败如山倒，戴安澜将军也血撒疆场。整个中国远征军被迫从缅北撤退，杜聿明将军率领的大部分远征军经过野人山，穿越原始森林返回中国，野兽横行，毒虫飞舞，疾病折磨使得几万中国官兵惨死在茫茫热带丛林中。最后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三十八师大部分官兵安全撤往印度。第一次缅甸战役以中英军队失败撤退而结束。在1942年春夏，美国和英国只能全力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根本无力在欧洲投入精力开辟第二战场。
1943年以后，美国在太平洋方面反攻的速度和规模，迅速而且强大。日本企图扩大初期作战战果的各个战役——中途岛作战、瓜岛作战以及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岛屿作战等——均归失败。另一方面，以德意军由北非撤退为转折点，导致意大利脱离三国轴心的不利局面，以至日德意三国协同作战的基本设想也宣告崩溃。为了应付这种局势，1943年9月15日，日本大本营决心改变过去的作战方针。避免继续在东南太平洋同美军进行激烈的消耗战，抓紧时间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向新的防卫线上部署陆海军兵力。日本认为美军在太平详方面，将对于以拉包尔为中心的东南方面要地；所以在太平洋及印度方面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是，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在内的防卫圈。日军大本营为防止太平洋战线的崩溃，1943年9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确定现尚稳定占据的太平洋各地区，为日本的“绝对国防圈”而必须予以确保。为此继续从其国内，从中国派遣军、关东军调出大量部队，进行战略防御。所以从1944年开始将大批关东军主力调往新几内亚，台湾，冲绳，拉包尔，布干维尔岛，新爱尔兰岛，帛硫群岛和本土。在战争后期，这一做法让日本军在海岛争夺战，以及缅甸等地作战时，因兵力分散、火力不足造成空前失败。
到1944年春天，能够调去防守日本帝国的所谓连锁基地的兵力仅有十七个师团，这些连锁基地分布在从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外的帝汶岛，沿荷属新几内亚，经菲律宾群岛往北至帕劳、马里亚纳和小笠原群岛，直至日本本土的长达6400公里的弧线上。然而美军并不准备慢慢地推进和每一个岛礁上驻守的日军苦斗，美军决心跨越千里实施“蛙跳战术”，直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中战略意义最大的塞班岛。攻克塞班岛后，美国威力巨大的、专为轰炸日本而制造的B-29型战略轰炸机就开始直接轰炸日本本土。而认不清形势险恶的日本军队竟然继续在缅甸战场上发起攻击，结果在英帕尔吃了一个大败仗。英帕尔是印度东北部的战略重镇，离缅甸西部边境仅５０英里。1944年3月8日，日本第15、31、33等三个师团和一个印度国民师（印度伪军），为了破坏盟军从印度向缅甸发动进攻的准备，渡过亲敦江向英帕尔地区实施闪电进犯。日军三个师团不顾补给缺乏，仅携带部分马、牛、羊、大象和２０天口粮，便贸然渡过亲敦江。日本第15集团军司令牟田口廉也中将宣称：“只要一个月日军就能占领英帕尔”。4月5日，日军第31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指挥的主力部队已进逼科希马。本来日军闪电突袭已获初步成功。但是因为他们的致命性战略缺陷 — 补给匮乏，无法扩大战果。英印军第14军军长斯利姆抓住这一战机，用火车、飞机运送大批主力部队和军需，火速增援科希马，在这里集结了英军主力1.2万人，运来了军需补给品1.8万吨，很快建起一道紧急防线，挡住了日军奔袭迪马普尔的通路，此时日军已无力再向前袭。英军同时用大批空降兵切断日军的陆上补给线，并请美国、中国空军支援，用飞机对日军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后方的补给线被炸毁。粮道被切断使得日军陷入绝境。
形势恶化战局逆转，日军损失已经很大。日军如果在此时罢手，仍可以安然撤军。但是日军指挥官牟田口将军不顾各师团长的反对，下令继续实施对英帕尔的进攻。在再次进攻中，牟田口中将率第十五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科希马、英帕尔、伊姆法尔等缅印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先后损兵折将十几万，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6月26日，日军被迫撤退。时值雨季，血战64天的日军被英军四处追歼围剿。日军面临严重困难：天上有美国、中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地上通向缅甸的山林羊肠小道已被大雨山洪冲垮；粮食极端缺乏，日军靠吃野草、蜗牛、蜥蜴、蛇、猴子度日。所剩残兵败将又大多患痢疾、疟疾等疾病，在大雨和饥饿中苦苦挣扎。7月16日，日军向亲敦江撤退，在倾盆大雨中狼狈地翻山越岭，冒着中国、美国空军的轮番轰炸仓皇后撤。途中数万日军伤员被迫用手榴弹自杀，几万官兵魂断荒山密林，溺死于深涧大川。日本人承认：“全线撤退的情形是鬼哭啾啾，狼嚎惨惨。”8月20日，日军退回亲敦江畔。河水猛涨，又使得几百名日军命赴黄泉。8月30日，日军残部才渡过亲敦江，退守明京山。面对惨败战局，牟田口恼羞成怒，一口气将三个师团长统统撤职，创下了日军建军以来的奇闻（按规定，师团长的调换必须要有日本天皇本人的命令）。日军参战后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日军大本营原指望英帕尔之战能重振士气，改变不利态势，结果却适得其反，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处境。
牟田口廉也
牟田口廉也（1888.10.7～1966.8.2），日本佐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日本陆军大学第29期毕业。“七七事变”时，牟田口廉也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军衔为大佐。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是个极端好战分子，当时他的联队驻扎于北平地区，经常以训练演习为名，向我29军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发展到三五天一次。1937年7月8日晨，牟田口亲赴前线指挥部队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1937年7月7日当天，由于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未在北京，所以牟田口廉也成为了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并由其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的命令，他也就成为挑起“七七事变”冲突的罪魁。由于侵华有功，1938年他被晋升为少将，1941年又升任中将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8师团奉命进攻马来亚。1942年攻陷新加坡后，牟田口纵容士兵大肆屠杀当地华侨和被俘英军。不久，18师团转战缅甸。1943年8月，牟田口又荣升15军司令官，下辖侵缅日军3个师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假如今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印度，能给大东亚战争带来决定性影响的话，我对国家就有个交代。这作为男儿的生平愿望是求之不得的事。”1944年7月牟田口廉也全线兵败于印缅边界群山密林，在受到各方严厉谴责后引咎自杀。有趣的是，这个赳赳武夫竟然自杀失败，苟活到了战后。1945年12月，牟田口廉也被美国占领当局逮捕。1946年9月，因战争罪引渡至新加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开了一家“成吉思汗饭店”。一旦听到有英帕尔战死者家属来访，牟田口要么托病不见，要么提前溜走。在受到报纸、杂志、媒体采访时，牟田口不放过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并不忘把责任推到部下身上。甚至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在就卢沟桥事件请他做谈话录音时，牟田口强烈要求增加原本节目中没有的关于英帕尔作战的相关采访录音。牟田口于1966年8月2日78岁时病逝，死前还不忘让儿子在自己的葬礼上散发辩解传单。
面对不利的局势，日本军队困兽犹斗，迎来了他们和老对手中国军队的最后决战 — 松山战役。中国云南横断山脉的南麓，怒江的西岸，耸立着一座海拔2690米的险峰——松山。它像一头巨大的恐怖怪兽扼守着滇缅公路的要冲。抗日战争后期，中国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派出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日军驻地兵力是3000多人，为一个联队，叫歩兵第113联队，是完全以日本西南部以顽强好战著称的九州人组建的一支部队。日军从缅甸攻入中国云南后，妄图凭借怒江西岸的松山天险，阻止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松山是龙陵县内第一高峰，兀然突起在怒江峡谷西岸，耸入云天，是封锁滇缅路、控制怒江两岸的锁钥。自古有“飞鸟难过，猴子犯愁”之说。1944年，中国远征军为收复失地，与日军在此进行了长达98天的血战。为阻止远征军的滇西大反攻，日军不惜血本，在松山构筑了各自独立又互为掩护的隐蔽阵地。敌堡垒主体分为三层。上层用于观测与射击；中层用于卧室、生活、娱乐；下层用于掩蔽部和弹药库。除此之外，最下层还挖掘了一条可通山外的暗道。这条暗道专供日军师、团以上长官临时逃跑之用，当时更是鲜为人知。为了绝对安全，堡垒顶部用四五层厚约70公分左右的坚固圆木掩盖，圆木上面又加铺数层厚钢板，钢板上再浇灌厚达一公尺多的混凝土。如此坚固的工事，重型山炮、榴弹炮直接瞄准狂轰滥炸也奈何不得。日军56师团3400余人驻扎在这里。配有山炮、战车、汽车等军械。设立了医院、发电所，此外弹药、粮食、水源十分充足，可满足日军数千人员坚守两年以上的物质和武器弹药供给。1944年2月21日至25日，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毒药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这座“千人坑”。日军南方司令曾得意地把松山防线称为“东方马其诺”，西方舆论界则把松山称为“东方直布罗陀”。
最先攻击松山的是11集团军第71军，军长钟彬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每次都戴着“常胜将军”桂冠凯旋。谁知这一次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先用密集炮火猛轰山头之后，对士兵下达攻击命令。第28师的数千士兵密密麻麻铺满山坡，呐喊着冲上山去。然而，当士兵们冲到距敌碉堡约50米远处时，密林深处、乱草丛中地雷似“天女散花”般爆炸，士兵们成团成排倒下。地雷炸响之后，碉堡中的日军开始疯狂射击，前后左右，八方上下，神奇地冒出无数火舌。转眼间，山上铺满远征军的尸体。活着的企图运动至隐蔽地，但松山日军火力极度险恶，山坡上难找一处隐蔽的地方。钟彬手握望远镜，看见士兵成批倒下，一个个像石头在山坡上滚动。钟彬头脑发热，决定重新组织进攻。为防止士兵逃跑，他在师、团、营、连、排层层组织督战队，并下达死命令：“敢有怯阵后退者，格杀勿论！”新的攻击又开始了。军官举着手枪，逼着士兵冲锋，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可惜，这种死拼硬战，在狙击战术精良、工事坚固、火力凶猛的日军面前，只能是鸡蛋碰石头，士兵们成片地倒下。终于，无数次攻击均遭失败。整团、整营的人打光了，有一个连只剩两名士兵。蒋介石大发雷霆，将钟彬革职查办，改由何绍周将军部第八军攻克松山。直到此时，钟彬军长方知自己犯下“骄兵必败”之大忌，毁了一世英名。可世上没有后悔药，等待他的将是重庆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
松山久攻不下，蒋介石心急如焚。司令卫立煌下令限期攻克松山，否则团以上长官军法从事。何绍周军长吸取钟军长的沉痛教训，经多次会议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攻克松山“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何绍周突然想起共产党在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对啊，从松山底部挖坑道，直通顶部日军鼻子底下，实施超强爆破作业！方案既定，何绍周军长一面派兵佯攻松山守敌，一面抽调大量工兵携带作业器材，夜以继日抢挖高1.8米、宽1米的地下坑道。远征军行动神速，每昼夜开挖12米左右。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程，一镐一锹往里挖，一筐一筐朝外运。战士们挥汗如雨，劳苦不堪，随时遭受敌人机枪扫射和炮击，不少士兵就这样牺牲了。工兵排长林振泽带着他的一排弟兄，潜伏在一侧以防万一。最后几天，坑道已挖到日军碉堡下，士兵已看得见日军的游动哨兵，听得到日语对话。松山顶上的日军对中国人挖坑道没有察觉。突然，山顶上的日本人牵出一只狼犬放风。嗅觉异常灵敏的军犬似乎闻到了什么，先是竖起耳朵，后又嗷嗷叫了几声，挣脱链条朝地下坑道上方乱窜，几个日本兵也追了下来。当时，中国远征军坑道作业已全部完工，士兵们正在地下安装TNT黄色烈性炸药，一装就是6吨，比蒋介石当年炸黄河花园口水坝还多两倍。面对突然出现的险情，林振泽心头一惊：如果不将这畜生处理掉，一旦地下坑道泄露，不但松山大爆破彻底失败，而且11集团军将腹背受敌，面临全军覆灭的险境。林振泽急得嗓子冒烟，安排一个弟兄将这条狗处理掉。此人提着一把大刀摸过去就被这畜生发现了。但见它吐着血红的舌头,瞪着蓝眼睛扑了过来，这位弟兄真是好样的，一闪身子让过，顺手朝上来了一个“滚龙刀”，刀尖早已戳进狼狗肚子里，这畜生一声惨叫倒地身亡。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日军闻声追了出来，碉堡里头的机枪也疯狂朝外扫射，林振泽正准备组织反击。就在这时，他随身携带的无线电报话机响了，师长命令全体立即撤出坑道。
引爆的时间到了。林振泽命令其他士兵迅速撤离坑道，而自己则留下监视敌情。他担心万一被日军发现地下炸药室，将接头的引线切断，远征军花费50多天的工程岂不功亏一篑？他铁了心，沉着地请指挥官按时引爆炸毁松山日军工事，早日为远征军扫平障碍。1944年8月20日上午九时，何绍周表情严肃地盯住手表，一声命令：“起爆！”工兵按动电钮，“轰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松山顶部三分之二的泥土伴随着日军的碉堡、日本士兵的残肢断腿飞向天空。中国军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爆破。据有关资料透露：松山战役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消耗炸药最多的一次战役。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破声响，中国远征军万炮齐轰松山顶，远征军士兵冲向山头肃清残敌。打扫战场时，军长何绍周想起了林振泽，派兵四处搜寻他的尸体。在满山遍野血肉横飞、残肢断腿的残骸中，人们根本没法辨认出哪个是林振泽的遗体。英雄事迹感天动地，将与国土共存亡。1944年8月20日，中国远征军对松山实施坑道爆破法，一举炸掉了子高地上的日军母堡垒，炸死日军士兵42人，俘虏4人。过去人们普遍把爆破子高地认定为松山战役的结束。通过研究战史可知，在此之后日军分散在各个阵地中的士兵依然坚持抵抗，中日双方又进行了近20天的惨烈战斗，期间远征军仍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时为远征军第309团第三营卫生员的李文德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松山战场的。在长达两个月的攻击中，第八军246、307、308团已经打到几乎丧失战斗力。李文德所在的第309团在这最后时刻前来增援，他们的任务是攻击剩余的丑寅卯等松山高地，以及周边黄土坡、马鹿塘、黄家水井地区，拿下整个松山。8月29日第309团第3营以丑高地为依托向寅高地发动攻击，李文德在副营长的带领下，从悬崖爬到日军阵地前，对日军堡垒进行偷袭。如今80岁高龄的他已经记不起副营长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姓马，而就是这位马副营长给李文德留下了比对日本人还要深刻的印象。
李文德所在部队偷袭的寅高地为松山最高点，筑有最坚固的堡垒，南可控制大寨和黄家水井，西可俯视松山尾端以及马鹿塘背后，控制松山以南公路交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拉孟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将指挥所设置在此处。当李文德所在的小队发起偷袭时这里还有日军170人，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根据李文德的回忆，他们从山下偷偷爬上去，山上有一块荒地，远远看见荒地边上有一个卫兵，扯了一道铁丝网，卫兵是钢盔帽戴着，衣服穿得好好的，枪也是那种三八式步枪，可是那个山风一吹就一晃一晃的：原来是个假人。铁丝网上挂了一个铃铛，中国军人一剪铁丝网那铃铛就响了，日军就打起枪来，把远征军压制住，躺在地上一点都不能动。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中国部队发了狠，不顾一切爬起来一起冲过去，三四把钳子对着铁丝网一起剪，边剪边向两边拉，剪开的缺口变大了，人就钻进工事里面去了，钻进去就投了手榴弹，打冲锋枪，既得向上打，又得向下打，每人两百发子弹很快就用完了。在战斗期间美军以一百多辆十轮卡车从保山运送弹粮到松山前线，但三天的运送量只够攻击部队使用一天，再加上雨大路滑，攻击最紧要的时刻子弹补给常常供应不上。
这时候不知道是为了防止误伤，还是节约弹药，日本人反而不开枪了，朝后缩进坑道里。又是一段沉默，日军终于冲出堡垒迎接战斗。六个日本兵冲了出来，枪也不扛，钢盔军帽也不戴，一人一把指挥刀拖在身后，就这样空着手什么都没拿，直接扑上来拼命。中国远征军的弹药也用完了，只有副连长的冲锋枪还剩了一个弹夹，大伙干脆就把手榴弹插好，拔出刺刀迎上去，刺刀刚刚插到枪上，日本人就到了面前。双方展开近身肉搏，有的互相抱着顺着山就滚下了去。结果阵地又被日军夺回，参与突袭的远征军有多人被俘，马副营长下令撤退。第二天团长就下令枪毙马副营长，那天是李文德最后一次看到马副营长，团长陈永思下了命令以后三个战士把他拖到山后，随后大家听到了一声枪响。李文德不愿意相信马副营长已经被枪毙，他觉得那三个战士或许会放他一条生路。实际上，29日当晚李文德所在部队撤退之后，寅高地上的战斗依然继续。日军趁夜晚开始纠集兵力连续反扑，到次日拂晓已经达7次之多，第3营营长黄人伟，腿部、耳部两处重伤仍吼叫着督战，不肯退下火线。使远征军士气大振，终在在次日拂晓将日军击退。此时黄营长头部又再次负重伤昏厥，被抬下阵地。天亮清查人数发现全营伤亡200多人，以刀伤居多，均是被日军刺刀刺伤、军刀砍伤，日军也遗尸80多具。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记载：“第309团此战牺牲之壮烈，堪与荣3团之子高地争夺战相媲美。”
松山阵地上的远征军
8月29日上午，日军拉孟守备队传令兵早见正则来到寅高地向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汇报战情。汇报结束后，他敬了个礼说我回去了，正要走出去，一发炮弹从天而降，整个战壕都塌了下来。早见被炸起的泥土埋到胸部，好不容易才爬出来，而金光惠次郎则再也没有人见过他，这就是松山上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最后时刻：他被活埋了。目睹了金光惠次郎的死亡，早见正则立刻跑去向连队副官真锅邦人汇报，真锅是松山军职仅次于金光的长官，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时年34岁，正值少壮，虽然军衔不如金光高，但指挥经验丰富，在整个松山战役中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是日军的实际指挥者。早见后来回忆当真锅邦人听说金光惠次郎死讯时脸色不变，毫无反应。连日来各阵地之间的奔波指挥早已让真锅认清了一个事实：这场没有援军的战斗当中日军失败已成定局，即便金光活着也不能改变什么了。
8月30日，日军只剩下了松山黄土坡、马鹿塘以及黄家水井一带阵地，方圆大约500平方米的堡垒群，双方依然鏖战不休。战后品野实撰写的回忆录《异国的鬼》中提到：“当天阵地逐渐缩小，由于大炮的连续轰击许多地方被炸得像翻耕过的土地一样，敌人一步步逼近，杀掉伤兵冲了过来。”也就在这一天拉孟守备队向第56师团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请求增援的第540号电报，这是6月4日开战以来松山日军第一次向师团发出请求救援的电报，即使在这最后时刻他们仍然选择死战到底。而与此同时远征军司令部的催促命令也在不断的下达到前线作战部队。在蒋介石的重压下，卫立煌迫不及待的需要结束战斗，但他每次严令第八军限期攻克松山的命令都没能获得实现。9月4日，第八军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决定集中全团力量成立敢死队，拿下黄土坡上的最后两座堡垒，李文德再次披挂上阵，加入敢死队冲向松山战场。陈永思将敢死队分为6支主攻队和3个助攻队，要求冲入日军阵地后沿战壕与日军搏杀，距日军近时要开枪射击稍近就投手榴弹，靠拢就拼刺刀。午后，在炮兵的掩护下，6支主攻队出其不意，一举突入了日军阵地，与剩余的日军展开激战；佯攻部队随即也转为强攻，突入阵地中与主攻部队会合。当时场面一片混乱：中国兵抱着日本人，扭成一团，摔到草地上，一着地日本人就翻起来，翻起来中国人就一刺刀戳下去……李文德穿梭于炮弹中救助伤兵，混乱中他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4年9月6日和7日是松山战役的最后两天。9月6日，传令兵早见正则躲在日军西山阵地的一处战壕里，和他挤在一起的全是伤员，有的没了手脚，流着脓血，呻吟之声不绝于耳。恍惚中早见竟然想起这一天是他自己的生日。《异国的鬼》记载，中午，给全体人员每人发了两包升汞片，这是一种无色结晶体，只要放在水里加上消毒氯化钾溶化，就可以致命，早见上等兵从炮弹坑里取来水，溶化升汞片，拿给重伤员喝，那些呻吟着请求给点水喝的伤员不知真情接过去一饮而尽，嘴里还说着：“啊，真好喝。”留下这最后一句话后就一个个被毒死了。据说战后日本人编篡的画册里有张照片：洞穴中的尸体全部是喝升汞水自杀的拉孟守备队员。而日本人在注解中特别指出，这个洞穴深处还有三个女人的尸体，他们都是拉孟守备队的慰安妇。战争中日本慰安妇甚至会加入战斗，参加过阴登山之战的老兵金城回忆，他冲到阵地前时看见一个日军营妓跳出战壕，身上什么也没穿，抡起一颗手榴弹就向自己扔过来，大概用力过猛，弹离手人也一头栽下斜坡，滚到了他的脚边死了。日军当时自己也动手解决了一些慰安妇：主要是把她们集中在一个战壕里，再投下一个手榴弹，这是生还的日军老兵自己亲口讲述的。甚至有一个慰安妇，据说她的死法很特别：一根棍子从嘴里捅进去，一直捅到肚子里头。品野实说日军老兵在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解释说这个慰安妇用这种方法自杀了。品野实当时居然也信以为真了。谁能用这种方式自杀？其实谁也做不到。实际上应该是这个慰安妇拒绝服用毒药自杀然后拼命反抗，被其他的日军打昏后再用棍子从嘴里一直捅到肚子里杀掉了。
袒胸露背的日军慰安妇
1944年9月7日，松山战役的最后一天。早见正则回忆，下午2时，日本守军开始做最后的准备。军旗杆上的旗冠已经深埋在也野炮兵仓库的入口处，敌人开始从松山主阵地向黄土坡阵地发起攻击。当时真锅大尉将军旗挂在肩上，挥动着军刀，独自从黄土坡阵地经公路边的一个小坡，向着敌军占领的松山阵地方向冲去。道路弯弯曲曲，冲了大约30米，他转向左面，人被山挡住了，这就是拉孟守备队实际指挥者真锅邦人的最后时刻，没有人再见到过他。品野实在《异国的鬼》中这样写到：“许多战争记录描绘说，守备队全体是在铺天盖地的敌群中‘玉碎’的。实际上这种电影中的场景是看不到的，很多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少残存下来的士兵是在逃出来后，体力透支，一个个倒下，死在田野里的。”早见正则成了证词的提供者，奇迹般活下来的幸存者 — 很可能是唯一一个甚至没有受伤的幸存者。松山战役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血战，历时三个多月。中方在整个战役先后投入兵力达三个师约九万余人，固守松山的3000多名日军被全歼；远征军伤亡6700多人，付出了成倍的惨重代价。而有的史料记载中方伤亡7763人，全歼日军千余人，俘9人。实际上，因为大爆破的缘故，日军的确切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松山工事被摧毁当天，日本东京广播电台播放哀乐，声称：“松山守军全员玉碎！”松山大爆破，是中国军队利用地下坑道，成功炸毁日军坚固工事的典型范例。松山战役成功为国军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944年春，远征军发动滇西大反攻，一路势如破竹克龙陵、攻腾冲，很快将日寇驱出国门。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度部队与滇西的两支部队在中缅两国交界的一个小镇，隆重举行会师庆典。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行政院长宋子文专程前来参加庆典。盟军印缅战区司令索尔登将军、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等在庆典会上拍手欢呼胜利。远征军卫立煌司令长官致词：“滇西大反攻的胜利，是会师东京的开始。”索尔登将军接着说：“对，打到东京会师去，让中美两国国旗在东京上空高高飘扬。”他们的讲话，被震耳欲聋的吹呼声、雷鸣般掌声淹没……滇西战役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再度失去兵权，被任命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这一虚衔从未到任。第八军军长何绍周调任第19兵团司令，副军长李弥接任第八军司令，将领的名字尚可查找，而更多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远征军普通战士，在这一页历史被翻过之后，就销声匿迹再也无人问津。2009年中国电视摄制组在滇西寻访这些老兵时，他们大多已经去世，尚在人间的也因为年事过高而记忆模糊了。（未完待续）
